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就国际关系、中国外交问题公开发表了大量言论。通读他公开发表的外交演讲、外报文章、会见外国元首的记录，能够很自然地感受到其中浓厚的世界主义情怀。这种情怀，源自人类传统而又超越传统；这种情怀，是他演讲的动人之处，也是他沟通中外的密钥。
习近平世界主义
情怀的五个方面
世界主义有两个核心命题：一是将人类全体视作一个利益共同体；二是将世界中个体的人视作道德关怀的平等单元。习近平外交演讲中的世界主义情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浓厚的世界整体主义和共同发展的思想。习近平说，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基于这种世界整体主义的意识，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时代潮流。“共赢”，是习近平演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从2013年3月19日至2014年9月19日，共出现过127次。“共赢”的指向就是共同发展。习近平说，地球足够大，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反之，一些国家越来越富裕，另一些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习近平指明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强国在实现共同发展这一愿景中应承担的义务。习近平说，“计利当计天下利”。在论及中美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时，习近平倡议两国关系要“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2014年7月，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高度评价两国“合力应对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挑战”，在展望未来时提议两国应该“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9月，在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时，习近平再次论及，中美“对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都肩负重要责任”。超越中美利益建设中美关系，表明中国已经自觉担负起维护和促进世界共同利益的责任。在多边场合，习近平多次提议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2014年9月，习近平访印时，提及中印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倡议双方“从双边、地区、全球层面深化两国合作”，努力“成为地区驱动发展快车，带动地区各国共同发展”，并且表示，“两国领导人，应该有这种历史责任和担当”。这表明他对于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已经有了明确的责任意识。
习近平还就中国将承担的世界责任做出了相当明确的表述。担任国家主席之初，习近平就在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中表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说，“中国梦是奉献世界的梦”，“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尽己所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韩国演讲时，习近平说，“中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在实现各自美好梦想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中阿合作论坛上，习近平表示：“我们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
在发展中国家发表演讲时，习近平总会表示中国支持他国发展的善意。2013年6月，习近平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时表示，中国将“努力给世界带来更多机遇”。2014年8月，习近平在蒙古谈到，“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并再次重申中国在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时，将以义为先，在一些具体项目上照顾对方利益，体现了一个大国的世界主义风范和胸怀。
把全体人类视作一个共同体的思想，是世界主义最核心的传统。早在公元之前，“天下大同”、“世界大同”的思想就已经出现在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古希腊。“大同”思想的实质在于，它超越了民族、种族、宗教、地区的界线，要求人们的公域行动以人类全体的福祉为最高的考量标准，是真正的毫无偏见的平等主义。习近平的世界整体主义思想，是对“大同”思想的承继；他的共同发展、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的承诺，是对“大同”思想的演绎和发展。
其二，主权平等思想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习近平屡次提及，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呼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主张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平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国际事务中的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在实际行动中，习近平也处处体现出他对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富国和穷国的一视同仁。作为一个大国元首，习近平访问的国家，前所未有地广泛。其中包括特拉尼达和多巴哥、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等小国、发展中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倡导平等共处、欢迎对方更多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
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也正是康德和罗尔斯的世界主义传统所奉行的原则。康德曾经提出，在共和国家之间建立主权平等的“国际联盟”，是达成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康德主张每个国家的主权均应受到平等的尊重和保障，尤其提到人权问题不应当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理由。合宜的方式应当是等待这个民族逐渐接受法治观念并发展出为自己立法的能力，其他国家对此应抱有耐心。而干涉只能带来更多的混乱和暴力。罗尔斯在《万民法》中倡导的国际原则，也包括以上内容：“人民是自由和独立的，并且其自由和独立应当受到其他人民的尊重”、“人民将履行不干预的义务”。
然而，主权独立原则正在遭受全球化的挑战。在国家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今天，主权国家政策的溢出效应、全球有序治理的要求迫使人们反思主权独立原则是否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相冲突。对此，习近平以区分主权事务和国际共同事务的方式回应了全球治理的要求。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习近平提出，中国和中亚国家要“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 整、安全稳定等重大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合力打击“三股势力”、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等议题上深化合作，点明了在主权事务上尊重自主决定，在共同事务上积极合作的原则。习近平主张，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上，主权国家要“坚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而上文“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的倡议，可作为各国制定有溢出效应的政策——如外交、外贸、货币政策等时的原则。
其三，文明平等与融合的思想。习近平是文化上的多元论者，认同文明多样性，主张文明平等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互鉴。习近平说，不同民族、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间应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主张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习近平坚信只要秉持包容精神，文明间就能够和谐共处，相互促进。他以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为例，表明文明的互动与借鉴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动力。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一个虚心学习的国家”，体现了一个大国的开放、自信而非自负的胸怀。
习近平本人也是文化上的世界主义者。在演讲中，他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引用东道国著名诗人、文学家或政治家的名言或民间谚语、歌词，最后总是使用东道国语言表示感谢。这表现出他对各种文明的开放和拥抱的态度。有人说，“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就意味着带有各种文化的印记，受过各种文化的影响”，习近平可谓当之无愧。
习近平注重通过文化交流建设国家间友好的民意基础，他曾经七次在不同的场合讲，“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为此，习近平不遗余力地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人员往来尤其是青年交流。在很多演讲的后半部分，都有增加互派留学人员、提供政府奖学金、开展夏令营活动、鼓励各类人才交流互访的内容。
其四，聚同化异的民族梦表述，体现了世界主义的终极关怀。世界主义以个体的人为终极关怀目标，认为个体的人在人类共同体中理应享有平等地位，“否认特定文化群体的成员身份是个人在这个世界取得成功并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一方面体现了世界主义的平等思想和悲悯情怀，另一方面却也给富国人民带来对于不确定的国际道义责任的焦虑，强化了世界主义与人类自发的民族情感之间的冲突，导致世界主义应者寥寥。
未能明确如何将世界主义的道德关怀落实到个人，一直是世界主义面临的逻辑困境之一。康德曾经从移民权的角度落实“世界公民权利”，然而绝对的移民自由在一个贫富悬殊的世界显然是不现实的。罗尔斯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以一个政府有义务控制人口规模，维持良好环境为由，否定移民权。这个否定实质上承认了世界之爱与民族之爱间的冲突。
习近平为这一逻辑困境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即将道德关怀的终极目标落实到人民，同时倡导和赞扬不同民族间个体的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通过承继世界主义的平等原则和悲悯情怀，讴歌人类之爱。习近平打通了民族之爱与世界之爱，让后者成为前者的延伸和升华。
习近平世界主义式的终极关怀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民族梦表述之中。 “美国梦”、“韩国梦”、“非洲梦”、“马欣达愿景”、“杰出印度”??，它们是各民族的梦，又是息息相通的梦。习近平希望“各国人民都能够共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成果”，要求国际合作落实到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在习近平主持下，公路、铁路、桥梁、机场、热电厂、工业园、油气管道等中外合作民生项目的推进已成为本届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大亮点，中国正在以行动将中国人民的福祉和各国人民的福祉结合在一起。在同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时，习近平特别注重尊重对方人民的发展意愿，注重增强对方自身的发展能力。“非洲人才计划”项目、“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的设立、阿拉伯人才计划的推进、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均基于“授人以渔”的理念。
将道德关怀的终极目标落实到“人民”，追求“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既体现了世界主义“人人均应享有美好生活”的理念，又谨守了主权的边界。
当然，习近平并不将道德关怀的终极对象限于“人民”。在演讲中，他经常提到不同民族的人民互爱互助的感人故事。牺牲在中国的苏联飞行员库里申科和为他守灵的中国母子、在冼星海穷困潦倒之际接纳他的拜卡达莫夫、每年两次为中国病人献出“熊猫血”的鲁斯兰、在南京大屠杀中为二十多万中国人提供庇护所的拉贝、在抗日战争中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白求恩和柯棣华、在山东帮助当地农民和贫困学生的诺博和汉斯、半个世纪千里寻亲的瓦莲金娜家人、把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中国也把根扎在了中国的穆罕奈德，以及那些数不胜数的在灾害面前守望相助的国际友人，无不表明超越种族、民族界线的人类之爱的可能与伟大！
其五，仅限于保留防御权的和平主义思想。习近平说，“中国将始终做一个维护和平的国家”。面对外界对中国军费增长的猜疑，习近平表态，“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
2013年6月30日，在国际社会对中日钓鱼岛纷争担忧日重的时刻，习近平说，“热衷于使用武力，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道义贫乏、理念苍白的表现”，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决不会率先动武的信息，给日本戴上了一个国际道义的紧箍咒，给焦虑的国际舆论服下了一帖清凉药。同年9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申明牢记历史的目的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并表达了中日两国世代友好、各国人民永享太平的美好愿望，以宽容的胸怀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挚爱！
习近平强烈批判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习近平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他为此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发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作用。以使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
习近平关于发挥国际组织作用、实现共同安全的思想，关于仅限于保留防御性力量的和平主义思想，与世界主义的观点是相当一致的。康德曾论述，世界的和平应当由一个民族国家的联盟来保障，追求和平是进行战争的唯一正义的理由，并且一国无权因为“感到威胁”而发起进攻，可见康德同样认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是非正义的。罗尔斯“万民法”原则的第五条也论述“人民拥有自卫的权利，但除了自卫之外，没有挑起战争的任何权利”。
将守卫世界和平的期待寄予国际组织，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并不意味着中国消极等待和平。习近平曾表示，“中国将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地区事务”，“为妥善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表明中国愿意做世界和平的积极行动者，体现了和平主义与世界整体主义思想的对接。
习近平世界主义
情怀的重大意义
世界主义在西方源自古典而成于近世，然未及流芳。个中原因既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困境，也有历史、现实的种种无奈和障碍，如联合国在国际冲突处理中的力不从心、“9·11”之后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舞台的主宰、富国对过重的国际负担的戒备、穷国对主权受侵的担忧等等。习近平的世界主义思想，一方面理顺了世界主义与多民族并存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破解了世界主义的内在逻辑困境，另一方面将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理念重新拉回国际舞台，为世界的未来走向提供了一个美好的选项。
对中国来说，习近平向世界传达了一种崭新的中国声音。世界主义是一个属于世界的梦想。习近平引用中国经典在中华文明与这个梦想之间做了一系列非常契合的对接——他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说明中国不会“国强必霸”；用“以和为贵”、“与人为善”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道路；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说明文明多样性的必然；用“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说明多元文明共存的美好；用“大邦者下流”表达中国海纳百川的胸怀；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表明中国希望他国繁荣安定的立场；用“兼爱非攻”表达对战争的谴责；用“化干戈为玉帛”表达以政治途径解决争端的良好愿望等等。这种对接恰好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愿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愿望异曲同工，中国人民的福祉与世界人民的福祉息息相通。
三十多年来，中国埋头于国内的建设和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但在与世界进行文化交流方面，不足之处尚多，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的世界主义情怀，无疑将改善世界对中国的印象，有助于中国在世界上获得更多倾听者，更多以心相交的朋友，从而提升中国软实力。（本文来自《当代世界》2014年11月刊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应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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