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识网
编者注:田纪云,1929年6月生,山东肥城人,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月参加工作,中学文化。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爱好打网球。曾获丽珠得乐杯网球邀请赛冠军、首届“保险杯”网球赛亚军、首届“天龙”杯网球联谊赛第三名、92’沙田杯赛冠军等。夫人:李英华。他们有二子二女。
我的夫人李英华为人十分低调,在我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从不给我找任何麻烦,也从不出头露面。有时同老友一块吃顿饭,她都坐得远远的,从不与我坐在一起。我和她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子女谋取任何好处。
我的终身老伴英华辞世已经五个多月了,但我对她的思念却有增无减。她的音容笑貌、她的高尚美德、她对家庭的无私奉献,特别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时刻在我脑海中盘旋,难以忘却。
我与英华相识七十年,共同生活六十六年,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以及建国后的各个时期。我们南征北战不分离,风吹浪打不动摇,相依为命,患难与共。
相同的青少年时期
英华同我一样出身革命家庭,十二岁就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抗日政府保送抗属小学、抗日中学学习。我们所在的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处在鲁西南游击区,在环境相对稳定时就学习,无非是听听报告,发点教材,自己学习。一打起仗来就以支援前线搞战勤工作为主。男孩主要从事为前线押运粮草,征收公粮,带担架队等。女孩主要从事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三中有个文工团,英华是这个文工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当时解放区经常演出的“血泪仇”“模范家庭”等话剧中,她都扮演重要角色。与她同时扮演重要角色的几位老同学、老太太都还健在。
英华1943年到三中,我1945年1月到三中,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不满16岁。英华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我们都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我们的爱情
1945年夏,我和英华都被派去野战医院照顾刘、邓大军第一次龙海路出击作战中的伤员,在为伤员服务中,由于重伤员通常赤身露体,有些事女孩去作不方便就让男孩去替换,就这样我们互相认识并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三中,英华是高材生,考试经常名列前茅。记得有一次作文,老师给她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诗的散文,散文的诗,全校之冠”。我入党后就被任命为区队长,与英华接触比较多,逐渐产生了爱情。我们的爱情是真诚的纯洁的,但我们相恋路子并不平坦,我们受过委屈,并曾蒙受不白之寃。但一切这些,并未把我们拆散,而是使我们的爱情更加牢固了并结为终身伴侣。
我们的婚礼
1947年4月,我和英华一起报考了冀鲁豫会计学校,11月毕业,我被分配在属冀鲁豫军区领导的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当会计,英华被分配在冀鲁豫九专署办公室工作,后调财政科当会计。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实行工资制后我们俩人的工资不到200元,英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勤俭持家,省吃简用,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四个孩子老大(女)下过乡当知青、当过兵,老二(女)当过知青也当过工人,老三(男)当过兵又当过工人,老四(男)文革后期直接当了工人。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工作生活。我和英华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子女谋取任何好处。
英华对我更是恩爱有加,有什么好吃的都先让我吃,连早上吃个鸡蛋也要检个大点的给我。做饭、洗衣服、打扫清洁等家务事她是主角,我当助手。杀鸡、宰兔之类的事必须由我来干,英华杀鸡杀不死,把鸡扔地下鸡还会跑。宰兔更是下不了手。我给英华开玩笑说,看来一个家庭没个男人还是不行。她说,四个孩子你来带,没女人更不行。但我治家有条原则,不管钱,也不要权,在家一切老伴说了算,我封英华为“家庭总理”。所以,我们六十六年的共同生活,一直和睦相处,从未打过仗,也没说过粗话。年轻时性子急,偶尔吵架、怄气是有的,一般是我说几句好话、道个歉了之。
英华为人十分低调,在我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从不给我找任何麻烦,也从不出头露面。有时同老友一块吃顿饭,她都坐得远远的,从不与我坐在一起。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
1964年,在贵州省开展的“大四清”运动中,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整天大会批小会斗。在我被批斗的日日夜夜里,我象瘟神一样,谁也不敢接近我,连我最好的朋友也不敢见我。这时,只有英华日夜陪着我,她鼓励我说:“你成不了反革命,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呀,把精神振作起来,拣你最好的衣服穿上,让他们看看”。这时我们也没心思做饭吃,也不想去食堂吃饭了,她天天陪我下小饭馆,要么吃碗面条,要么买两个包子吃。这时的英华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持者、同情者,是她陪我鼓励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详情请参见《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前言)
戒烟的故事
三年困难时期我学会了抽烟,开始烟瘾不大,抽的少,一般两天一包。但到了七十年代,烟瘾越来越大了,一天两包,开起会来,你给我,我给你,就更多了。由于抽烟过多引起喉炎,每天天不亮就咳嗽,床头上放个痰盂吐痰。时间久了影响英华睡觉。“有钱难买黎明觉”,她正睡得香的时候我咳嗽起来了,为此,她多次劝我戒烟,我也觉得抽烟没好处,多次下决心戒烟,但每次戒烟都是三、五天后烟瘾复发,先是当“伸手牌”,给别人要烟抽,要几天不好意思了,就自己买了,就这样周而复始,先后戒了五次都不成功。
1978年秋在成都,英华对我早晨咳嗽影响她睡觉实在憋不住了,发火了,把我一整条烟从窗口扔到大街上去了,另外两小包扔在地板上用脚搓了。面对此景此情,我没生气而是以笑置之。因为我觉得自己理亏,没实现自己的承诺。从此,我下决心非把烟戒掉不可。未料刚戒烟三、五天,正在吐苦水的时候,接到财政部电话,要我参加由张劲夫同志(时任财政部长)为团长的出国考察团,去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考察。我很快到指定的地点即北京市万寿路中联部招待所报到,进行出国前的学习和准备。一天,代表团管生活的同志来问我:“你抽烟不?代表团对抽烟的同志每人发六条‘中华牌’烟,三条带过滤嘴的,当着外国人的时候抽,三条不带过滤嘴的,自己在房间时抽”。他问我要不要?哎呀,这下愣住了。要还是不要,要,前功尽弃,不要,心里发痒,六条“中华牌”呀,难得呀!我对他说,让我想一想,明天告 你吧。这天夜里没睡好觉,思想斗争一夜,最后还是下决心不要。就这样,在国外来去一个月,与外国人在一起,也不好意思当“伸手牌”,吐了十多天的苦水(烟油味),我戒烟成功了,天大的好事,至今己三十六年了,从来不沾烟的边。这是老伴英华的功劳。
英华“走”了
英华患有口腔干燥综合症,多年来服用激素,不时发生低烧住院。但一往住院一般是打几天吊针,吃点退烧药就好了。最后一次住院是2014年3月20月,这次有点不同,经北京医院组织会诊,确认她患心脏动脉馏,而且发展很快。由于年事己高,不能动手术,也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只能保持血压稳定、情绪稳定、生活规律等办法,延长生命。经与院方商量,我决定把她接回家来疗养。在家疗养的好处是,她每天可以见到亲人,情绪会好些:二是她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吃的会可口些。4月3月上午我把她从医院接回家住。开始一段时间还好,每天在别人帮助下还能穿上衣服,坐在轮椅上看看电视、吸点氧气,同家人一块吃饭。但最后一周就起不来了,也不能说话了,不能吃饭了,只能靠吸营养液维持生命了,大小便也只能在床上解决了。但她的头脑一直清楚,还能写一两句话,吩咐点什么。
5月2日晚,我躺在她身边睡觉时,她伸出手来让我握住她的手,这时她可能己预感到自己不行了,要与我告别了。夜间11点我第一次起来看她,她把被子都蹬了,我给她盖上,这时还是正常的。下3点我第二次起来看她,她又把被子蹬了,我又给她盖上,这时也是正常的。我第三次起来看她是零晨5时25分,这次不同,她像沉睡一样不动了,我摸摸她的前额和手,凉了。摸摸身上还热。我立即叫女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半小时后到医院,已经无法挽救了,英华走了。
英华走了,我痛苦万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英华走的很安祥,没有遭受多少痛苦;再是在她病重期间,我和大女儿始终守候着她,她走在我身边,我亲自把她送上了“天堂”。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英华从1947年会计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不论是在财政部门工作还是在银行工作,基本上都是从事财会工作。1981年1月我调国务院工作,她也随之于4月调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财会部工作。英华辞世后建设银行总行对她的一生作了如下评价:
“1981年4月,她调到建设银行总行工作,先后担任财务会计部处长、副主任等职务。作为一位长期从事财会工作的专家,她充分发挥自身的专家素养、组织能力和基层务实经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组织开展了基建财务、经费会计制度建设及财务核算等工作,为推动建设银行财会管理由事业型向企业型转变、建立企业化经营管理财会体制,做出了突出贡献。她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专业专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同事的尊重和爱戴。1986年3月,她主动申请离休,为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做出了表率。她的很多工作业绩和感人事迹,至今还为建设银行员工口口相传。
“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李英华同志在73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忠于党的事业,在思想、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大事大非面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她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胸襟坦荡,光明磊落:她顾全大局,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她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李英华同志的一生,是革命和奋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我们为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而感到万分悲痛!她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将激励我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努力奋斗。”
这就是组织上为李英华同志的盖棺定论!
(本文写作于2014年10月,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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