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7.89万亿元。李铁透露，在地方调研时候，走了十几个城市，他们说只报了10%，有些报了20%、30%，超过50%的都没有。
过去，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来还债。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尽管这种方式拆迁难度大，引起社会矛盾多，李铁说，这仍是政府预期的收入来源。
不过，随着房地产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地方财政面临巨大压力。李铁说，三十多年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主要依靠卖地的收益，服务的人口是非常有限的，就把外来人口排斥在公共服务之外。
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扭曲。根据官方统计，2013年，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同年中国城镇化率53.7%。李铁说，与日韩台城市化不同的是，中国更多的注重表象的东西。
新型城镇化要求以人为本。李铁表示，“他们那些地方的城市化虽然不好看，但是街道、社区功能很好，公共交通发达，交通拥堵并不严重。为什么我们不走这条路呢？”
对于城市治理，不仅体现在社会居民上，还有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治理和增长的模式转换等。李铁说，最近下去调查，市长、市委书记都问我，地方债怎么解决，他还要继续锦上添花。
进入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城镇化既能推动投资又能拉动消费，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社会公平合理，也有相当益处。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备受关注。
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马蔚华说，真正的城镇化是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人同样的教育、文化、劳保，不是在农忙的时候回家务农，农闲的时候进城打工，这不叫城镇化。
“城镇化既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又要清醒的看到，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工程，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在目前的情况下，就会变成政府行为，层层加码，把道路走偏。”马蔚华担忧到。
这主要在于中国尚未建立起一个能支撑起城镇化方面的融资体系，特别是市场的融资体系。马蔚华表示，将社会资金调动起来，就得有回报，采用这种按照市场原则的方式，人家才会有积极性。他认为“要有历史的耐心”，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动城镇化的进程。不过，“只争朝夕”的华生认为，中国问题要破局，最关键的是农村人要出来。这是全球的规律。
在论坛上，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说，现在最紧迫的任务，先不要说比别人做的好，先做一个正常的国家。“现在人均GDP六七千美元，城市化水平至少应该是60%。因为这是普遍情况。”
华生说，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城镇化。但是，能赚钱的地方都被人拿走了，那些花钱的地方需要已经得了利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府，把那块拿出来。“没有这个，中国经济连续若干年7%的增长，根本是维持不了的，就是因为经济结构是高度扭曲的。”
对城市的重视，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担忧，镇是不是可以多考虑一些呢？不单是建设问题，更重要的是乡镇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居住问题。
现实是，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进行务工。其中原因在于一是政策推动，二是市场的倒逼，三是城市配套设施 善。刘永好说，在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不及城里的3/4或者一半，农民就留不住。
这就使得面对农村土地户均不足十亩地的现状，要从事农业获得体面收入，也就意味着，土地流转将成为新常态。刘永好说，从小农变成农场主，从农场主变成企业的员工，或者组建合作经济组织。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四化协调同步发展。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为表示，工业革命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信息技术是继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二次产业化的革命。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信息化如何提升政府治理水平，郭为说，这不仅是观念问题，还是技术手段的问题。现在的技术手段 全可以为整个城市居民均等化的服务提供有效保证。
近些年“智慧城市”备受关注。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住建部也启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所谓智慧城市，也就是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各项关键信息，进而更好提供服务。
郭为说，一方面解决事难办、脸难看等一系列传统问题，同时还在网络上记载一系列的活动。在网络上实现一种新的社会化治理，在网络上可以充分的体现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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