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李树亭：“长跑”与“谎言”
南都记者 孙旭阳 2014年12月20日，在北京执业的河北律师李树亭，获得了 聂树斌 家属的授权委托，成为聂案在山东高院复查、申诉及再审阶段的两名代理人之一。这是李树亭第三次获得聂家的授权，前两次他都被解除了委托。
自从最高法宣布制定山东高院复查聂案后，有不计其数的律师与聂家联系，请求免费代理该案。甚至还有与聂母打过交道的律师，去电责骂聂母没有委托自己。“乱成一窝蜂。”接近聂母的一位人士说，不能否认律师群体推动司法进程的诚意，但也不排除有一些人见时机到了，“想摘桃子”。
如果说聂案是一场司法长跑，李树亭就是最早接棒的那个选手。早在2005年3月15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刊发当天，他就与张焕枝签订了委托协议。之后的两年，该案却陷入了“22条军规”：河北高院既拒绝给张焕枝下发聂树斌案判决书，却又以她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她的申诉。
帮张焕枝找到判决书的人，正是李树亭。为了保护李树亭，张焕枝当时还对全国媒体撒了一个谎。聂案十年中，聂家一共先后委托了7名律师，其中数李树亭时间最久，取得的进展最显著。
风险代理
李树亭生于1964年，持有中文和法律双学位，1999年获得律师执照。文学梦未泯的李树亭，一直坚持写日记。这些留在电脑硬盘里的记录，成为廓清聂案进展不可或缺的材料。
在2005年3月14日的日记中，李树亭写道：
“老太太(张焕枝)听了我的话，可能以为我托词不管，竟然当场跪下，号啕大哭，恳求我一定为她儿子讨个公道。没办法，我也只好跪在她的面前，答应她：如果聂树斌是冤枉的，我会克服一切困难，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冤案翻过来。老太太听我这样下了保证，方才起身拭泪。”
在这个场景之前，李树亭告诉张焕枝，聂树斌案想水落石出，最大问题不是案情本身，而是可能遭遇的各方阻力，很多当年的参与者都立功荣升。
“一直到这天，还没有任何人给我打招呼。”李树亭说，他事后才知道，是马云龙听了朋友的推荐，让记者楚扬带着聂母来考察他。这场话刚过，楚扬亮明了身份，又过了一会儿，他出门打电话，李树亭听到“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水平还不错”等评价。
通过了马云龙的考察后，李树亭第二天便与聂家签订了授权委托书，事项为“申诉，提请再审”，期限为“再审立案。”
“签 委托书，我才注意到网上到处有聂树斌案的报道。”在做律师之前，李树亭做过多年的记者，他意识到事态可能比预想的还要严重。
按照石家庄市司法局的规定，律师代理重大案件，必须向上写情况报告。在向律所领导汇报张焕枝到访情况后，李树亭开始琢磨报告的措辞。“这次代理并不是免费的。”李树亭说，当时有一种“风险代理”。他与张焕枝约定，先不收聂家任何费用，待拿到国家赔偿后，20%的金额归律所。
2005年3月16日，就有络绎不绝的记者来找李树亭，其中央视就来了两拨人。“律所领导很高兴，我却压力很大。”李树亭说，当时有媒体报道他“直指国家赔偿”，“哪有的事儿呀，八字还没一撇呢。”
尽管被记者们簇拥，李树亭还是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这个案子，靠媒体翻不了案，得靠证据。
夹缝中的律师
2005年3月16日，李树亭向聂家建议，尽量配合媒体采访，最好是能写成书面材料，以避免记者多次追问相同问题对家人造成伤害。
当天中午，李树亭便赶到河北广平县公安局，见到了郑成月，“他没怎么理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树亭一边应付记者采访，甚至关掉手机，一边开始到聂案案发地、河南荥阳等地，寻找案件的疑点。“我了解得越多，越感到这案子问题很大。”李树亭说，当时因为没有拿到判决书，他只能从事实层面一点点调查。
更“我不断接到指令，要求务必低调，尽量不接受媒体采访。”李树亭说。
李树亭发现自己陷入了夹缝之中，聂家人急于看到成果，媒体到处找他，主管部门却不断施压。可事实上，媒体报道虽然热闹，但河北省除了召开一个宣布启动调查的发布会，并无实质进展。
甚至，李树亭、张焕枝和聂淑惠轮番去河北高院和石家庄中院，连聂树斌的判决书都拿不到，而河北高院则以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聂母的申诉。“这就是第22条军规。”李树亭打比方说，你进屋必须用钥匙开门，但钥匙却被锁在屋内，怎么开门，你自己想办法吧。
到2005年4月10日，李树亭突然听说河北政法系统高层已内部传达了对聂案的调查结果，认为其不属于错案。李树亭认为，只有让趟聂案混水的人尽量少一点，案件才有一线曙光。这一天，李树亭为聂家起草了两份声明，一份是《聂树斌家人对媒体的声明》，另一份是：《聂树斌家人对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的质疑》。同时，他让聂家人告诉记者们，因为他连判决书都拿不到，还限制聂家接受媒体采访，已经解除了对他的授权委托。
“不逃出漩涡，根本无法办案了。”李树亭说，其实聂家一直到他进京执业，换了律所，委托手续才算正式解除。
判决书真相
2005年4月13日，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在京山县再审开庭，佘祥林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佘祥林案一出来，记者们都跑去湖北了。”李树亭说，聂家人一看关注少了，又听说官方已准备公布聂案非错案的结论，精神都濒于崩溃。
“聂案从这个时候起，基本上算是停顿了。”李树亭说，“直到我在2007年，从被害人父亲康老汉那里拿到判决书。”
在此之前，李树亭数十次找过康老汉，想寻求对方的帮助。面对“杀女仇人”家的代理律师，康老汉一开始并不信任。“我就跟他慢慢磨，当时媒体又报道我被聂家解除了委托手续，他也开始跟我交流了。”
被害人康某是康老汉的独生女，在对聂树斌的审理过程中，因为其代理人张景和的“压价”，康老汉最终只获得了聂家两千元的丧葬费。事实上，“康老汉在法庭上见到聂树斌时，也曾怀疑他是否真凶。”
在康某被害案“告破”后，康老汉曾去送过锦旗，结果却被当地电视台拍入镜头。“他从1995年的时候就开始告媒体侵犯他隐私权和肖像权。”李树亭说，在聂树斌案十年后重新激起关注后，康某的真实姓名被爆出，聂母又将多家媒体以及张焕枝告上法庭，但最终败诉。
李树亭能拿到康老汉手里的判决书，正是因为对方托他帮助写打官司的诉状。在2007年4月的一个下午，李树亭拿到判决书后，忙到街上复印了20份。拿到判决书的张焕枝，又到最高法上访。2007年11月5日，最高法回复张焕枝，已将聂案转河北高院处理。
这一转，又是7年，直到2014年12月12日。
然而，在对媒体谈起判决书的来源时，张焕枝曾将其归功于一封“匿名的特快专递”。这个说法也是李树亭的主意。“我得保护自己和康老汉。”李树亭说，他终于可以说出真相：那个传说中的“体制内良心”，不过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意外又被委托
李树亭说，在卷入聂案后，他几乎没睡过几个好觉，每天想起这个案子就烦躁抑郁，晚上多梦，头发也开始变白，“严重的时候，我每天就躺在家里，饭也不想吃。最后，我只好短期出家。”
2010年4月3日，张焕枝约李树亭在石家庄裕西公园见面，递给了他两份《终止委托代理协议意见》书，一份是给李树亭的，另一份是给他所在的律所。
“张阿姨一方面觉得此事长期没有进展，另一方面，律所收了聂家两万元代理费。”李树亭说，律所也面临着经济压力，当又要求张焕枝追加代理费的时候，她选择了解除委托手续，另外选择了自愿免费代理的律师。
“就像背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事实上，李树亭当时已经对聂案 全丧失了信心。在裕西公园告别的时候，张焕枝苍老而疲惫。李树亭只好鼓励她告下去，没敢说出这个判断。
一直到2014年12月12日，最高法宣布聂案异地复查，李树亭还认为已经与他无关。“我想都不用想，肯定有无数律师会站出来要求主动代理。”
张焕枝的手机那几天一直响个不停，不是记者就是律师，让她疲于招架。她给马云龙打电话，要他尽快北上帮忙。2014年12月16日，马云龙踏上了从海口飞往石家庄的飞机。此时的聂家小院内， 全可以用熙熙攘攘来形容。
“我一开始被叫过去打个杂，开个车。”李树亭说。聂案十年的核心参与者从四面八方而来，齐聚在石家庄的一家快捷酒店。在一个大套间的麻将桌四周，大家围坐着商讨案情和对策。
马云龙的第一个提议是，李树亭对案情的熟悉无人能及，必须上。
2014年12月20日，聂家与李树亭、陈光武两律师签署了委托协议。按照山东高院的要求，聂树斌的亲属最多只能指定两名律师作为代理人。
“我又重新开始梳理证据。”李树亭分析了聂案的多个疑点，并要求暂时别公开。“越是到这个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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