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背景：
3月23日凌晨，吴海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出一封致李克强总理的公开信，以其亲身经历披露了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利用政策漏洞对酒店企业的各种潜规则，感慨“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并表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
5月14日，在公开信发出后的第53天，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公开办公室、中国政府网、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多个部委相关负责人，以及北京市相关负责人，在中南海召开研讨会，吴海作为企业代表参加，并被安排坐在最中间主持人旁边的位置。在研讨会上，吴海才知道，他的这封信“惊动”了国务院三位领导：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均作出批示。中央编制办公室以及国家多部委，北京市、区领导都专门就公开信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何推进简政放权向他征求意见。
5月20日，吴海接受华商报记者专访，讲述了他从写公开信到受邀进中南海参加研讨背后的故事。
写信
5000字一气呵成 发出后有点担心
华商报：这封信发布的时间是3月23日凌晨3点多，写这封5000多字的信花了多长时间？
吴海：我是从凌晨1点多开始写，我写东西特别快，一个多小时就写好了，检查了一下错别字就发出去了。我只要坐下来写就会很快，但之前思考的时间很长。我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去年1月8日，我在东城区政协全体大会上有个发言，讲的就是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所以写信前，对这个话题，整个逻辑是比较清晰的。
华商报：为什么那天想起写这封信？有什么事“刺激”到你了吗？
吴海：那几天我上网看新闻，看到李克强总理3月20日考察国家工商总局，讲简政放权、为企业减轻负担。我就想起我一年前在政协发言里的一些想法国家正在做，并且我是干企业的，对一些实际情况比较清楚，就想着把这些写出来，没准能对国家有点帮助，一冲动就写了。虽然标题写的是“致克强”，但我没敢想总理能看到，就觉得相关部门也许会关注到吧。
华商报：信的言辞很辛辣，提到的问题也很尖锐，写的时候没有顾虑吗？
吴海：当时没想那么多，一气儿写 ，趁着没后悔就发出来了。后来还是有点担心，因为现在国家在监督管理、行政审批这方面，许多规定的解释不是特别清楚，特别是行政处罚方面弹性比较大，我在信中提到了一些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如果他们觉得受到冒犯，他们可以拿合法的手段找我们麻烦，我是做开门生意的，怕被整。
华商报：信中提到的例子，比如被一些政府机构吃拿卡要、弹性执法，都是你的亲身经历吗？之前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这些问题吗？
吴海：是的，我们酒店比较多，不同的地区经历不同的事情，其实很多做开门生意的行业都有这个问题，大的城市像北京就比较规范。每到端午、中秋、春节“三节”期间，在个别城市的一些部门会主动向企业暗示快过节了，他们可能会过来检查。我后来对这种事都麻木了，就看成是“特种税”，因为每个企业都要面对这些成本，对谁都一样，也算公平。我觉得去找有关部门反映，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没用。我们企业不算小了，要罚就罚，要钱就给吧，至少我们承受力还可以。
反响
中央有关部门让写成书面报告寄总理
华商报：家人知道你写这封信吗？他们是什么态度？
吴海：家里人非常担心。我的父母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我外公是高级工程师，苏联来援助中国的时候，外公说了一句话：“这帮专家是毛孩子，他们懂什么”，就被打成了右派。后来中苏闹掰了，他又来了一句，“你看我说对了吧”，就住进了牛棚。所以家里人都怕我写这封信有风险。
华商报：信发布后，你收到什么反馈吗？
吴海：反响挺强烈的。首先是来自企业界的，不少人说看得“泪如雨下”。有意思的是，因为我在信里提到某个城市出现腐败性质的“特种税”的问题，而桔子水晶酒店在全国20多个城市有100多家，开业的有60多家，不少城市的行政管理及执法人员到我们酒店去问，“你们吴总说的不是我们吧？我们做的不是太过分吧？”
信发布后没几天，东城区政协就找我了解情况。我公司的注册地就在东城区，我当时挺担心，但东城区领导打电话跟我说：“你说的事情不是为你自己，是为了国家好，你不用害怕。”后来听说北京市领导非常重视，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已经批复了公开信内容，并转给市长、市政协、区委书记。
市里找我不久后，中央有个部门找到我，说我建言献策是好事，又说看了我的信后，他们的领导非常重视，建议我以书面报告形式寄过去，标题还是“致克强总理”不用改。因为当时是司局级领导接待我，所以我想，他说的领导应该就是部长级的吧。我就把信的用词改了改，寄出去了。后来他们又找我，说不能写“XX司长收”，要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收”。当时我有点晕，真是要寄给总理啊！大概又过了两周，国家一些不同部门就开始找我，听取我反映的问题和建议。
华商报：你寄给总理的信和你在微信公号上发的信，改动大吗？
吴海：没什么改动，就是措辞会注意一些，比如我在公号上说“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私营企业是婊子生的”，给总理写信时就改成了“私营企业是私生子”，意思都是一样的(笑)。在信的结尾，我又加上12个字：“下言上达、政通人和、国之大幸。”这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
研讨
第一次进中南海被告知可畅所欲言
华商报：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要去中南海参加研讨的？
吴海：研讨会前一周，有关部门打电话通知我说，国办(国务院办公厅)要找你研讨一下，你等通知。我不知道在哪里开，也不知道这个研讨会要怎么开。开会前两天通知我，到中南海开会。
华商报：这是你第一次进中南海吧？
吴海：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笑)。我是经商的，又不是从政的，也不是大企业家，能有这次机会很难得。
华商报：进中南海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吴海：当时有关部门的同志问了我的车牌号，告诉我大概几点到达，准备好身份证件，并说穿便装就行。我都不知道便装穿啥合适，想着要进中南海，就穿了一身西装，里面穿衬衣，没打领带。进了会议室，温度有点高，一看领导和学者们都穿衬衣，我也就把西装脱了，还把衬衣袖子挽了起来。
华商报：有没有要求你发言时注意尺度？
吴海：没有，当时通知我开会的时候，我就问要做什么准备吗？对方说不用准备，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讲你的“真知灼见”。这让我挺吃惊的，因为在地方开会发言，你都得把稿子提前准备好，领导要看一下。所以这次我就没准备稿子，畅所欲言。
华商报：研讨会是什么样的流程？
吴海：研讨会是国办组织的，请了国办信息公开办、中国政府网和一些部委相关负责人、北京市相关负责人参加，还有一些学者、媒体，我是企业代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翟继光(8年前曾在网上披露自己给女儿办准生证和户口的艰难遭遇)是群众代表。我以为我会坐边上，没想到让我坐在一位国办领导旁，是正中间的位置。国办领导是主持人，他先介绍了研讨会的意义和参加人员，提到我时，说我写的信得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的批示。然后就让我谈谈看法，大约给了10分钟。之后就是公众代表发言、专家发言，各部委负责人回应。
华商报：10分钟的发言，你都说了什么？
吴海：我把自己的想法、可能的改进意见，在会上都说了。我提出，虽然中央简政放权的力度很大，但绝大部分企业面临的行政审批、监督管理都在基层部门，要保证简政放权落实到“最后一公里”。
我还提到李克强总理说的“端菜”问题，我觉得这个“菜”好不好吃，两个人最清楚：一个是吃“菜”的人，一个是掌勺的人。坐在办公室或者学校里做“菜谱”的人不一定有这两个人清楚。简政放权也好，行政改革也好，就应该由“点菜”的人和掌勺的人一块来做。我建议做菜的人在制定行政审批制度和监督管理流程时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是否可以由市场来调节；2、如果市场调节，风险在什么地方，是否利大于弊，是否可以有其他方法控制风险；3、如果需要行政审批，流程是否合理，是否增加企业负担？4、对于涉及多部门审批的事项，各部门对同样的事情是否有不一致的要求？是否可以由牵头部门统一负责，其他部门只管自己的专项？5、行政审批标准是否有统一标准，是否有不同解释空间，监督管理是否可以量化，是否有寻租空间？如何避免寻租空间？我觉得，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必须以书面形式与自己制定的政策措施一起递交到上级部门。
华商报：你发言后，各部委负责人有什么反应？
吴海：现场的各部委负责人介绍了他们现在在做的一些简政放权的工作，有的工作已经开始往地方推进了。我感觉各部委解决相关问题的态度非常坚决，目前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如何解决“最后一公里”，也就是落地执行的问题。当时就是一个讨论的氛围，部委领导说 ，我也可以继续表达看法。当时北京市领导介绍了北京的做法，因为北京这方面一直做得很规范，所以我当时还说“要是全国各地都能做到这样，我就要磕头了”。
后续
相关部委持续关注要到企业调研听取意见
华商报：5月14日研讨会那天，你在微信公号里就发了4个字“没想到啊”，是指什么？
吴海：第一个我没有想到总理能收到这封信，还做了批示；第二个我没有想到总理和国家对基层企业这么重视，没想到我会进中南海参加研讨。当时就忍不住发了感慨。
华商报：研讨会后的这一周，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吴海：一方面媒体比较关注，另一方面，一些部委都在和我联系，还是很重视并且持续关注这件事。包括公安部的领导这两天就会到我们公司调研和座谈。东城区的领导也一直让我提提意见。
华商报：桔子水晶酒店在全国20多个城市都有门店，和不同城市的政府部门打交道，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有哪些是共同的问题？
吴海：同样是国家的一项规定，但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解释不同，甚至有部门之间互相不认对方规定的情况，这让我们很困惑，也是我创业十几年来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还有就是一些地方监督体系不到位，存在一些权力寻租现象，以及执法自由裁量权大的问题。
华商报：今后你还会写“公开信”吗？
吴海：我如果有一些想法想和企业界的朋友分享讨论，还是会发在微信公号里。不过通过这次经历，我也了解到了国家的相关意见表达渠道，今后如果我有什么成熟的想法和建议，就知道该找什么部门向上反映了。
吴海的公开信都说了啥？
吴海写的这封公开信，标题原本是《致克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然而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发布之前，他重新加了个标题：《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他担心的是，如果用原标题发出来，文章可能通不过微信的审查，会被屏蔽掉。截至5月20日晚10时，其微信公号中的这封信被阅读超过7万次。
公开信全文5000余字，分四个部分：一、对企业不好就是对人民不好；二、我觉得政府对企业不够好；三、解决方案；四、我还是想做点事的。以下是该公开信的摘录：
谈“特种税”——
就在习大大前年抓腐败之时，在我们行业俗称的“三节”的时候，某城市所有下属机构几乎倾巢出动，只要属于他们管理的行业他们都会照顾检查到，并且主动按企业规模排名来做某种要求，当然，关系好的企业可以讨价还价，“特种税”也有减免的时候。为什么那个城市几千家企业没人敢做声，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出声他们的企业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我记得4、5年前，那个城市的某经济型酒店的加盟商举报了某政府部门下属机构，从此之后这个品牌的酒店在那个城市就没法获得某种批文而没法开业，直到某个品牌集团老总到这个城市来赔罪才解决这个问题。
谈弹性处罚——
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酒店客房里的一盒薯片过期了几天，结果被客人举报查了，最后一盒过期几天的薯片罚了我们三万，因为规定是“金额不足一万的，处以两千以上五万以下罚款”，刚开始要罚五万，后来找人说情罚了个中间值。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罚两千，什么时候罚五万？为什么不能够清楚地说十倍、二十倍产品销售额的罚款？如果我们认识人管用的话，我一定只会被罚两千。
谈政出多门——
举个例子吧，酒店开业需要有如下部门的批文：工商、建委、消防、公安、卫生、税务等，但是，经常有每个部门之间互相不认对方的规定的情况……实际操作过程中是：每个部门都规定什么样的建筑可以用于商业，而每个部门的规定不一样……这实际形成了每个部门可以就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尺度卡你一道。这件事情说明了各个部门各自为政，职责不清，或者是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或者是为了揽权，造成了许多规定形成了没有规定，企业无可适从。
华商报记者 刘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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