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管20多号人，变成现在领导一个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人的办案组。会议少了，办文少了，区检察院里来请示的少了，办公室冷清多了。
——— 主任检察官、原侦查监督一处副处长刘山泉
在中国这样的“官本位”国家，处级干部哪怕只是个虚名，提拔任职也是对他个人能力价值的一个认可。突然而来的免职，曾让我短时间内有过心理落差。
——— 主任检察官、原公诉一处副处长张孟东
检察官不再是“官”。2015年1月，深圳市检察机关业务部门的200多名处长、科长就地免职，建立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和独立薪酬体系。这被认为是全国检察改革方案中力度最大、难度最大，同时也是阻力最大的改革模式。
这些处长们多是业务精英，因“业务优而仕”。在现有体制下，业务精英获得认同的方式，常常是被委以官职予以提拔。当处长不复存在，业务精英何去何从？
是去行政系统做处长，还是弃官留在业务系统？面对一周内就要做出的选择，他们有着怎样的纠结？
一个当了5年的副处长，一个35岁的普通检察员，现在他们都是平起平坐的主任检察官了，他们会作何感想？
一个获得“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的业务骨干，被提拔为全院最年轻的副处长，却不到一年又被免职，他会面临着怎样的失落？
南都记者近日采访了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三名主任检察官，其中有两人本是副处长，这次被免职，转任主任检察官。另一名是在这次改革中，由普通检察员竞聘为主任检察官，成为该院最年轻的主任检察官。
说免就免的副处长
过去管20多号人，现在只管包括他自己在内三个人的办案组，“办公室冷清多了”。
刘山泉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在深圳市检察院，刘山泉担任侦查监督一处副处长有5年多了，今年1月被免去副处长职务，直接套转成一名主任检察官。深圳市检察院撤销了15业务部门，以主任检察官为核心组建了78个办案组。
从过去管20多号人，变成现在领导一个包括他在内只有三个人的办案组。他用“三少一冷清”来形容现在的变化：“会议少了，办文少了，区检察院里来请示的少了，办公室冷清多了。”
刘山泉现年45岁。他曾在山东建筑大学任教，教的正是法律课程，后考入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2000年毕业后他进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从事刑检工作。他曾获全国侦查监督优秀检察官称号，是全国侦查监督人才库成员。
刘山泉的一位同事说，刘山泉被大家称为“活字典”，对法律知识研究得很透，看书涉猎很广泛。刘山泉也自诩是“学究型”的人，对大陆法系以及日本、台湾、澳门等地的检察制度，都有对比研究。
所以，当改革来临，他“有一些思想准备”。目前的改革思路将权力下放到检察官身上，办案者真正对案件负责，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检察官办案，却要给不办案的领导层层审批。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改革的步子迈得如此之快，按照他的推测，处长和副处长应该是主任检察官的主力，没想到一下子新增了那么多主任检察官岗位——— 深圳市检察院现共有100位主任检察官，其中37个是这次由普通检察员竞聘而来。这些新晋的主任检察官，和他这个当了5年副处长的主任检察官，平起平坐了。
张娜就是这次改革中，由普通检察员竞聘上主任检察官的。她是此番改革中上岗的最年轻的一名主任检察官，35岁，拥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学位，2002年本科毕业后就进入到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她经历过十余年前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搞的“主诉检察官”改革，那一次改革最后无疾而终。
但这一次改革从拆“庙”撤位、免除处长开始，力度之大，让她也觉得意外。
失落的中坚
去年初刚被提拔为全院最年轻的副处长，屁股都还没坐热，副处长就没有了。
刘山泉有过少许失落。在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的业务处室，一般是一个处长、两个副处长。由于他们的工作专业性极强，正副处长的选拔都来自业务骨干，可谓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
“说不失落，没有落差，那是假的，毕竟自己努力付出过。还有很多正职可能更是如此。”刘山泉说。
刘山泉2008年在龙岗区检察院挂职锻炼，任检察长助理、党组成员。一年后回到市检察院，提任侦监一处副处长，负责嫌疑人批捕审查工作。他一度觉得头上有一个光环，是业务线里有影响力的人。
那时他管的人多，既管综合，也管业务，同时还指导区检察院大量的对口业务。区检察院有疑难复杂案件，科长和副科长经常要来向他取经。很多新奇的案件以及重大的经济、政治性案件，他都会被要求提前介入，指导侦查部门进行案件的侦查。
这些经历让他对基层检察院的情况以及全市很多重大案件都非常熟悉，也非常有参与感。往大了说，是“对社会发展是有贡献的”。而改革之后，刘山泉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种原有的职业荣誉感、自豪感、使命感都略有减少。
今年36岁的张孟东，曾是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最年轻的副处长。
张孟东26岁时研究生毕业，进入深圳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两年后到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工作。其间，他办理了“5·26”飙车案、“拔管杀妻案”、“沙井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等一系列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案件。其专业水平在业内受到认可，曾获得“全国十佳公诉人”、“全国模范检察官”等荣誉。
2014年年初，35岁的他被提拔为公诉一处副处长，是全院最年轻的副处长。
“连屁股都还没坐热，副处长就没有了。”张孟东说。他上任副处长还不到一年，今年1月深圳市检察机关业务部门的200多名处长、科长就地免职，其中也包括他。
张孟东坦诚地说，在中国这样的“官本位”国家，处级干部哪怕只是个虚名，提拔任职也是对他个人能力价值的一个认可。突然而来的免职，让他在短时间内曾有过心理落差。
当官还是当检察官？
是到行政系统当副处长，还是弃官留在业务系统？一周内就要选择。
但是改革来得如此坚决和快速。“改革的文件下发，一周内就要选择：是选择去行政系统做一个副处长，还是留在业务系统做一个普通的主任检察官。”张孟东说，这一选择带有不可逆性———深圳市检察院为了鼓励检察官走职业化发展道路，规定一旦选择了检察官序列，若要再回到行政系统内，则原有的行政级别会降低。
改革后的办案模式，是一名主任检察官带两名检察员，组成一个办案组。主任检察官与检察员都要独立办案，但主任检察官对组内所有案件均要承担责任。
按照改革政策设置，处级干部可以直接套转成为主任检察官，空余出来的部分主任检察官位置则进行公开竞聘。
在刘山泉看来，留在业务系统，工资并没有预期中的高，但他从未产生过脱下检察制服的念头。
张孟东则直言不讳，留在业务系统，短期来看，他是吃亏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按照张孟东原有的副处长的身份，根据最新的文件规定，理应被评定为四级高级检察官。但2009年最高检暂停了检察官等级的评定，张孟东至今只是三级检察官。
此轮改革中，检察官级别的评定对个人待遇有较大影响，年轻的处长们也均因这一政策而受到较大影响。不过，张孟东相信这一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但真正要作出选择，无论是5年的老副处长刘山泉，还是新晋的副处长张孟东，并没有太纠结。
刘山泉到深圳市检察院时，就在公诉部门工作的，当时嫌疑人的批捕和起诉都在一个部门。2005年捕诉分开时，刘山泉最想去的是公诉部门，但在当时一位副检察长的挽留下，他进入侦监，负责嫌疑人的批捕。
“在侦监部门时我都说侦监部门好，是幕后英雄，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公诉。”在刘山泉的眼里，审判庭是一个舞台，公诉人可以代表国家在这个舞台上发表对法律的见解。刘山泉选择成为了公诉部的一名主任检察官，重新做回了公诉人。
张孟东原就在公诉一处任职，此轮选择中也顺理成章留在公诉部门，成为一名主任检察官。他在平素的生活中并不多话，但是上到法庭代表国家指控被告人，他变得口若悬河，内心充盈。公诉人的身份带给他职业自豪感，让他精神上很享受。为了心中的公诉情结，他放弃副处长身份。
对普通的检察员张娜来说，改革则是一次机会。“要考虑发展的前景，也要考虑个人的兴趣。”张娜选择留在业务系统，一方面也有个人的爱好兴趣，“法律人心中不灭的法律梦想。”另一方面，则是检察官待遇高于普通公务人员，现阶段就至少要高10%，在1000元左右。而职业收入的成长性也非常好，随着工作年限的积累，能得到跨越式的提升。更为重要是，她还获得了成为主任检察官的机会，能独当一面办案。改革之前，若要获得目前的位置，她可能还需要熬更长时间的资历。
改革起变化
当副处长5年，审批案件无数却都是在听汇报基础上 成的，现在必须亲力亲为。
“庙”拆了，位子撤了，官没了，刘山泉最大的感受是，他从繁冗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了，将全部精力放在了案件的办理中。而业务部门的行政事务则由专门的事务处处理。
刘山泉还有一种“更踏实”的感觉。他说，当副处长5年，审批案件无数，对无数案件发表了意见，但是这些意见都是在听汇报的基础上 成的。
而现在身为主任检察官，他带着两个检察员组成办案组，一方面他个人要具体办案，另一方面分给检察员办理的案件，也会署上他的名，需要他来承担责任。因此他对每一宗案件的审查更为细致，必须亲力亲为。
主任检察官张孟东现在连组里检察员写的起诉书，都要亲自修改，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会放过。
对新晋的主任检察官张娜来说，这次改革赋予了她更大的权力。以往作为案件的承办人，她的意见对案件并不起决定作用，现在不同了，主任检察官决定了大部分案件的处理，同时为此承担责任。她既为此而获得的个人价值而感到高兴，也因为由此而来的责任而感到压力。
刘山泉觉得变化还在于，现在他有更多的精力来做调研了，他手头上正在调研的是检察机关取证问题，希望检察机关不仅仅是法律监督，更要加强直接取证工作，尽量避免侦查机关的取证不力。
“改革总要有部分个体作出牺牲，只要牺牲是值得的。”刘山泉和张孟东认为，长远来看，随着法治健全，检察官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也将会从改革中获益。
统筹：汪建华
南都记者 李亚坤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快讯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