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毛泽民，是 毛泽东 的弟弟。他的一生，都在从事党的经济工作。父亲仅读过4年私塾，却善于用金融的手段来集资、周转。早年曾在家中发行“纸票”，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经济工作——他被任命为苏区首任国家银行行长。
1910年，伯伯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新式学堂学费较高，家境并不宽裕的爷爷毛顺生，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父亲便辍学了，和爷爷一起在家从事农业劳动。爷爷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父亲很快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他把买来的牛租赁给农民，农民负责喂养，还能用牛耕地，但牛的“产权”和生下的小牛归我家。后来，他开始发行“纸票”，“纸票”名叫“义顺堂”，相当于信用券。纸票的作用，一是集资，并保证一定的年息，也可随时兑换；二是作为雇工的“工资”；三是可到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人家都认。经过几年的经营，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
1921年春节，父亲在伯伯的带领下，离开了好不容易操持起来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并和我的母亲王淑兰一起来到了长沙。伯伯安排他在自己任主事的长沙一师附小负责庶务，管理学校的经费和教师的伙食。1922年5月，母亲在长沙生下了我。父亲此时正忙于党的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妻女。他给我起名“远志”，借以铭志。
1923年，父亲被党组织派到位于江西萍乡的安源路矿，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为了弥补资金不足，消费合作社发行了股票。每股5角，每年有红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有上万人，大家踊跃认购，很快就筹集到了7800余元股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发行的股票。
办消费合作社是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工人从资方领到的工钱不是现钱而是“矿票”，即矿局发给工人的一种只能在矿区内使用的代金券。资方号称1元矿票抵1元银洋，在市场上却不能流通，必须到矿局或资本家操纵的银铺去兑换现钱，或在他们控制的商号购买东西。经过层层盘剥，1元矿票的实际价值起码要缩水两成。为了减少商人在各个环节的中间盘剥，让工人们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父亲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货物。为减少运费，购回的货物一般由俱乐部所属的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消费合作社售出的货物价格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三分之一以上。父亲用金融的办法帮助贫苦的工人，合作社赚了钱，又给党中央提供了活动经费。
1925年，伯伯、父亲回到韶山发动农民运动，建立韶山党支部。当时伯伯身体不好，父亲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我们家经常有许多客人。那个时候我只有3岁，比我小5个月的毛岸英成了我的“小尾巴”。父亲一旦空闲下来，经常是左腿上坐着我，右腿上坐着岸英，给我们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
日后回忆那次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时，伯伯、父亲都用了“逃”这个字。对父亲来说，这个字更加沉重。当时，由于被军阀赵恒惕通缉追捕，他被派往广东。临行前，老实憨厚的父亲作出了一个让家人意想不到的沉重决定——跟相濡以沫的妻子、我的母亲王淑兰离婚。
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从未红过脸。可是，父亲意识到，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是要掉脑袋的，而母亲是小脚，不可能跟着他在外面奔波，留在家里的危险更大。他不想因为自己而连累妻女。事实证明，父亲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1926年和1929年，母亲两次被敌人抓进监狱。第一次，乡亲们联合为母亲作保，证明她和父亲已离婚了才得以幸免。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这一生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应该就是担任首任国家银行行长了。在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同时，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决定创办自己的国家银行。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创立。当时，算上父亲，只有5名工作人员：业务科科长曹菊如、会计钱希均(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一名出纳员，一名勤务员兼管兑换。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了！父亲走马上任后，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银行的启动资金。父亲找伯伯要钱，伯伯开玩笑地说：“你老婆不是姓钱么？找她去呀！”同年3月下旬，红军攻下福建漳州，父亲率领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来到漳州，宣传没收、征发的政策。对恶霸、地主、军阀的财产进行没收；而一般的工商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不没收，但接受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了许多金银首饰以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
有了人民政权，就应该有自己的货币。发行纸币，纸张必须坚韧耐磨，而纸张只能从白区进口，国民党军对此封锁很严。父亲发动群众，采集纤维多的树皮、竹子、麻，收集破布、破鞋等原料。要发行纸币，还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父亲听说在长汀城里有一位叫黄亚光的能写会画，但被当做“社会民主党”嫌疑分子关押。父亲找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要求释放黄亚光。人找来了，可是，画图连个圆规都没有。后来，还是父亲托人从上海买来了这些工具。纸币的防伪也是个大问题，有一次，钱希均织毛衣时不小心碰到了火，发出了很臭的气味，父亲受到了启发，原来毛线烧着了有臭味，他就在纸浆里放了一些破羊毛，这样纸币一烧就会有臭味。
1932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新货币。当时的老百姓只相信银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如何取信于民呢？父亲采取的是银元本位制加物资本位制的方式，一元票子等同于一元银元，没有那么多银元，就要有相等量的物资做准备。他意识到，保证纸币的信用，才能保证红色政权的信用。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加上反动派煽风点火，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以至于发生了挤兑。对此，父亲指示金库拿出现洋，坚持按一元苏区纸币兑一元现洋。两天过去了，眼看着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几次请示他，是不是停止兑换。父亲却态度坚决地说：“不能停！”他到处组织货源，三天后，包括日用品、布匹、食盐在内的一大批百货物资终于运抵苏区。父亲让运送物资的车队满大街转悠，同时再贴出告示：各消费合作社出售的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于是，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母亲带着我颠沛流离。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母亲被关进了长沙监狱，我被寄养在乡下的亲友家。1930年初，母亲为了秘密联络的需要，叫人把我送到了她身边。她同牢房的罗醒同志也带着小儿子，名叫华初，比我大一岁，我俩就一起承担了秘密交通员的工作。直到这年7月， 彭德怀 带领红军进攻长沙时，母亲才带着我越狱逃脱。
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这时父亲来信，希望把我送到延安去读书。1938年3月底，我和表姐等到了延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抵达延安前的两个月，父亲离开延安去新疆工作了，我错过了见父亲最后一面。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父亲仍没有从新疆回来。我也曾听到有关父亲牺牲的消息，却不敢也不愿意往坏处想。伯伯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回到延安的第三天，我因为担心他的安危，跑去看他。这天和我一起去的有余建新(父亲的战友)和我的爱人曹全夫。伯伯留我们一起吃饭，做了一大碗扣肉，边吃边说话。谈笑之间，余建新突然拿出我父亲的照片问：“这人现在哪里？”欢乐的气氛骤然沉闷了下来，伯伯脸色阴沉，眉头紧锁，嘴角抽动了几下，半晌才轻声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如晴天霹雳，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盼望父亲归来啊！我竭力克制自己，不要当着伯伯的面悲伤。可是怎么也克制不住泪水。
寻踪过程中我了解到，1940年，父亲去苏联治病后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局势相当险恶的新疆，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果然，不久之后，父亲被软禁，后被关进了新疆第二监狱。1943年9月27日，盛世才为了向 蒋介石 表功，秘密杀害了父亲、陈潭秋和林基路三人。
父亲被害的真相，直到解放后盛世才手下的警务处长李英奇等被抓捕归案时才真相大白。
(作者毛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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