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1日，93岁高龄的侯仁之先生，第一次登上了复建总体竣工的永定门城楼。（资料图片）
2006年北大校庆，侯仁之与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56级学生在一起。
1948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的侯仁之。
侯仁之，祖籍山东恩县，生于河北枣强。但写在他102年生命中的城市，却是北京。10月22日，历史地理学巨擘侯仁之驾鹤西去，于学界，失去的是一代泰斗，于北京，失去的则是一个世纪的知音。
侯先生身份多元，学术领域也颇为广阔，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城市规划等等。但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和一座城市——北京，紧密相连。
他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用双脚踏勘出北京的河湖水系，找寻这个城市在历朝历代的地理位置，唤起了这座面貌日益模糊的现代都市丰沛的历史记忆。他也为北京老城建筑的保护奔走疾呼，为一再消逝的城墙、胡同伤神焦急。
他称自己对于北京的感情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结缘北京
博士论文是《北平的历史地理》
1931年初秋，20岁的侯仁之从山东的德州博文中学转至通县潞河中学就读。那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走出前门火车站的时候正是黄昏，在拥挤的人群中，他一眼便看到了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侯仁之为之一振，多年后，他写道：“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那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藏在我的心田之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北京这座 古城 的城墙和城门，怀有某种亲切之感，是它启发了我对历史的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殿堂。”他与北京城的缘分自此开始。
1932年，侯仁之因深受顾颉刚宣传抗日的文章影响，放弃学医，转攻历史，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城记》作者王军还记得侯先生谈起顾颉刚文章时的情形，“他说那篇文章对他影响很深，当时他看到中国就要被人瓜分，心里特别着急。他们那一代人对于中国的灾难总有着切肤之痛，也许正是这种疼痛变成了他成为伟大学者的动力。”
1936年夏，侯仁之大学毕业，留校继续攻读硕士。但第二年便爆发卢沟桥事变，日寇占领北平，积极宣传抗日的顾颉刚被迫逃亡，侯仁之转投洪业门下。其时，侯仁之的兴趣已从历史学转向地理学，老师洪业发现了这一点，他给予侯仁之积极的支持，并建议他去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地理学。
然而由于欧洲战争爆发，侯仁之的利物浦大学的求学之路，直到1946年才得以成行。1946年8月，他前往利物浦大学，投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达比门下，并由此正式迈进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领域。三年后，侯仁之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而他写的论文正是《北平的历史地理》。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天，侯仁之回到北京，继续他与北京的深厚缘分。他先是在燕京大学任教，后成为北大副教务长，兼任地质地理系主任。他开始全面研究北京城的历史地理：北京城市水源、古代交通道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旧城改造等等。
发掘北京
挖出北京人不知道的历史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王南看来，侯仁之对北京城研究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梳理清楚了北京城市史的发展脉络。“侯先生通过水系、地理、考古文献等多方面的证据，基本上确定了各个历史时期北京城的位置。北京最早是西周的蓟城，可是关于蓟城的具体位置，连古代人都搞错了，他们以为元大都土城就是蓟城遗址，但侯先生通过《水经注》的文献，以及对河湖水系地理位置变迁的研究，断定蓟城实际位于广安门一带，这是非常大的贡献。”
王南认为对北京城历史的探究有着非要重要的意义。“以西方同样历史悠久的城市罗马为例，如果你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上徘徊，经常会碰到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遗迹。这其实就是他们城市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功绩，他们把这些遗迹发掘出来，清晰地展示在那里，于是整个城市就像一本史书，从中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人类文明是怎么一步步得来的，过去创造了什么辉煌，今天又该如何继承。”
可多数当下生活在北京的人却不知道北京曾经深厚的历史。侯仁之做的工作正是把更古老的北京发掘、呈现出来。“西城区广安门二环路沿线有一个北京建城纪念柱，旁边有侯先生写的序文，看到这个青铜的纪念，你便知道这座城市起源于此。”王南说。
王南觉得侯仁之的很多发现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宣传、重视。“我们现在都向往西方的城市文明。但当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到元大都，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回去宣传，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崇拜和兴趣。这就是北京曾经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引起西方人的震撼，却不为我们当下人所知了。”
“侯先生谈金中都、元大都，貌似是在说历史，其实是在梳理整个中国的文化版图，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保护北京
保莲花池，让西站东移100米
侯仁之在发掘、研究北京城历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北京古城的保护。上世纪90年代初，王军在《北京地图集》的新闻发布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侯仁之。当时侯先生将书翻到印有北京城门的那页，激动地说：“《北京地图集》能够将北京被拆毁的城门印出来，这事真的特别好。”会后，王军跑去采访侯仁之，侯仁之对他说：“真的不应该拆城墙，北京是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在西方学者看来是里程碑，是文明的顶峰，我们一定要爱护。”
也是在侯仁之的保护下，“北京最初的生命印记”——莲花池才得以保存。20世纪80年代，曾任铁道部部长的 万里 给侯仁之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方案建议占用莲花池，建设北京西站。侯仁之一听就说这绝对不行。他认为莲花池和北京城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北京城起源的蓟城就是靠着莲花池这个水源才得以存在，没有莲花池也就没有北京城。“人绝不可忘掉自己的过去，如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也绝对不可以忘记自己的起源。”
最终，在侯仁之的呼吁、奔走下，西站向东挪移了100米，莲花池得以保存。之后，侯仁之得到一个机会向北京市委领导讲述北京城的历史。侯仁之将演讲的题目定为《从莲花池到后门桥》，八十多岁的他亲自去莲花池和后门桥考察，准备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讲座中他再次指出莲花池对于北京城成长的意义，也强调了中轴线作为北京历史见证者的地位，希望可以对莲花池和后门桥的遗址进行修复。他的建议最终得到了采纳。
但侯仁之保护古城的工作也曾遭遇不少挫折。1998年侯仁之和一些学者呼吁保护美术馆后街22号四合院。不过在坚持了两年后，四合院还是在2000年被拆掉了。王军说遇到这种情况，侯仁之总是很焦虑，“对于北京城我觉得他真的尽到了他的责任。”
侯仁之的一生其实颇为坎坷，年轻时曾因参加抗日运动而被捕入狱，“文革”十年又历经磨难。但老人却以平和之心面对一切，他曾对一生做过一个简单的总结：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
回顾自己的人生，他说“平生最爱夕阳晚，坐听涛声到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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