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定于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上午10时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层多功能厅举行第三场记者会，请中央党校政法部常务副主任卓泽渊解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情况。以下为部分文章实录：
主持人 陈陆军：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的第三场记者会。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中央党校政法部常务副主任卓泽渊先生，请他向记者朋友们介绍和解读纪念抗战胜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请卓泽渊先生介绍情况。
卓泽渊：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是一个美丽的秋季，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今天我们以记者会这种独特的形式，在这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卓泽渊：谈到70年前那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我们不能不说，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道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经过了70年的风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到今天，我们有了一个和平、安宁的和谐建设的新时代。如果能借用刘禹锡那首古诗的话，我们就很高兴地说，真的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这美丽的早晨，我们将一起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主题进行交流。感谢有关部门的安排，也感谢新闻界的朋友们能给我这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
卓泽渊：当朋友们听说今天的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后会不会有疑问？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主题？如果从法治的意义来考察，我以为我们必须立足现实，反思历史，着眼未来。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样的现实？放眼神州大地，依法治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中国的治国方略，一场声势浩大的法治行动在中华大地上演绎。我们看看当今世界，这是一个走向法治的世界，法治化的中国和走向法治的世界在这个时代奏响了一曲合奏曲。我们在这个时刻来纪念这么一次伟大的胜利，我们不忘历史，我们缅怀先烈，我们离不开反思。
卓泽渊：人类走到今天，多么艰难而不容易！回想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甚至不必区分是不是侵略，只要是主权国家就可以发动战争。在一战后，在国际联盟的主导下，世界共同的认知就是我们必须反对侵略战争，而且认为侵略战争构成国际罪行。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还是不幸地发生了二战，人类又一次进入灾难的战争深渊。在二战后，我们成立了联合国组织；在二战后，人类又一次开始了对自己法治的反思，用法治来制约战争，用法治来阻止战争发生，用法治来消灭战争可能发生的因素，使人类能够持久和平。我们正是在这样不断努力中前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世界并不平静，一些大大小小的国际纷争导致的国际战争冲突依然不时地出现在世人的眼中，令人忧虑。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二战给我们带来的巨大创伤，我们抚今追昔；二战给我们带来的反思的成果，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法治的制度设计，要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法治保障。那就是人类永久的和平与安宁，也就是这套和平与安宁所需要的法治环境、法治体制、法治机制。
卓泽渊：所以，我们才有了今天上午共同探讨的话题。说到中国的法治，让我们把目光倒回去100年，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是面对西方列强被迫开启的，开启中国最初法治现代化大门的是清王朝，做了极其艰苦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绩。但是清王朝没能把中国带进一个法治国家，没有建成法治国家。国民党政权，如果我们平心而论，对中国的法治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国法治进一步发展。但是同样遗憾的是，中国也没有能在国民党政权下法治化，法治中国依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是1949年以后，中国这块大地上出现了社会主义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50年代法治的欣欣向荣。
卓泽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遭遇了严重挫折，“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法治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是我们党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开启了民主与法治的大门，提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口号、原则，中国开启了新的法治历程。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发展目标。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的宪法原则。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提出继续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召开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继而在2013年，我们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法治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加以部署。201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的全面法治建设、全面地依法治国由此拉开序幕，开启了新的历史历程。
卓泽渊：中华民族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开创一个新的法治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奏响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凯歌。就这个主题，就在这里，我先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引言，欢迎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与我一起探讨，我将努力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 陈陆军：谢谢卓教授的介绍。现在进入提问环节，请提问记者提问的同时通报所在新闻媒体机构。
法制日报记者：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如何通过法治化形式将抗战胜利的精神固化下来？请教卓老师。
卓泽渊：谢谢您提问！这次纪念活动的主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要珍爱和平，如何开创未来？法治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而且是我们必须牢记的重要法宝。面对当前的国际局势，我们应该怎么让这个世界能够持续地和平、安宁，我以为从法治意义上讲，可不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法治的形式来为国际和平奠定一个法治的基础。我们在一个国家内要搞法治，我们在国际社会也必须坚守法治，正如联合国一直倡导的，我们要坚决反对那些在国内搞法治，在国际不搞法治，或者在国际上搞法治，在国内不搞法治的国家。我们既要有国内的法治建设，还要有国际的法治建设；我们要建造国内的法治基础，也要打造国际的法治基础。我们要用法治的形式来为国际和平奠定基础，我们要倡导用协商、谈判、调停、斡旋、和解的方式来化解国际争端，我们要用国际法律化的仲裁乃至审判的方式等来解决国际冲突，总之我们要用法治的形式为国际的和平奠定法治基础。
卓泽渊：第二，我们还要用法治的形式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人类总是渐进地向前发展，这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是事后方知的，我们并不是早有预见地把国家之间的疆界划得那么清楚，把一些历史问题早就弄得那么明白，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猛然发现我们前人给我们留下一大堆问题，我们自己还有许多问题在历史中沉淀在那里，还不时地被人们想起，还成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怎么办？用合乎国际法治的方式来认识矛盾、解决冲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第三，我们恐怕还应用国际法治的形式来面对新的国际争端。当今世界是旧帐未了，新帐又起，老问题没解决，新矛盾又发生了。旧的问题要靠法治，新的问题也要靠法治，所以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法治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世界在今日所面对的新问题。
第四，我们需要用法治的形式来维护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大体还是安宁的，还是有序的，我们要用国际法治有效制止、防止侵略的发生，我们要用法治的方式来切实地化解矛盾，解决争端，使目前的国际环境能够持续乃至变得更好。
如果说我们能从这四个方面努力的话，那我们就能真正实现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而法治在其中的作用就必定会得到凸现。谢谢这位记者朋友的提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请问卓教授，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法治的形式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固化下来？
卓泽渊：谢谢您提问！如何用法治的形式将二战成果固化下来？二战坦率地说首先是场灾难，二战本身不是成果，二战的胜利是成果，因为这个成果的获得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我们的代价是极为沉痛的。有了这样沉痛的代价，在走向未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确定下来，确认下来，保障那些成果不会得而复失——得到了又丢掉了，那我们的牺牲就白费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可不可以考虑几个方面。
卓泽渊：第一，必须遵守国际法，遵守国际法治。服从、遵守国际法治恐怕是二战成果得以维系、得以巩固的第一手段。在二战即将结束或二战结束以后，当时的参战国和未参战的许多国家共同致力于新的世界和平的打造，定义了一系列的国际条约，这些国际条约不仅仅确认了相关国家的权利义务，而且这些国际条约在今天已经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渊源，也成为国际法的重要构成部分。现在我们必须遵守这些国际条约，遵守二战后国际法所确立的那些基本原则。只有这样，二战的成果才能被我们坚守。
卓泽渊：第二，二战结束后，世界持续了70年的和平安宁——当然是总体上这样的国际环境，人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经验，建造了一些新的规则，也发现和运用了很多在新的时期解决国家与国家矛盾冲突的方法、形式、路径，我们要努力把这些方法、形式、路径上升为新的国际法规则，上升为国际法的新内容，从而固化当前的国际和平的整体态势，维护这个和平的局面、和平的秩序状态。
第三，推动国际法创新。国际法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从有国际交往开始，国际法的规则就在相互交往中不断向前进步、丰富、发展，一直到了今日。我们要走向未来，我们也一定担负着推进国际法与时俱进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们要使国际法不断向前发展，使国际和平因为国际法的进步而得到更多、更大、更好的保障。谢谢这位记者朋友，谢谢你的提问。
路透社记者：位于中央党校校前由江泽民亲笔题字的“中共党校”校名卧石，本月从中央党校南门外马路边移到校内，这个是不是对江泽民的不尊重？这是否意味着党中央对江泽民不满？另外，可不可以帮我确认一下这个字体是不是江泽民写的？
卓泽渊：谢谢位朋友就国内国际很多朋友关注的事情提出问题，本来与今天的议题不相关，但是我作为中央党校的教授，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给朋友们，也是我很乐意的。
中央党校校名卧石放在中央党校大门口外50米外的草坪上，这是此前的一个状态，那个校名的确是江泽民同志所书写的。江泽民同志书写的校名卧石现移到校门之内办公楼主楼之前，为什么做这个移动？昨天党校媒体已经做了很正式的解释。放在大门边上，很多人到了中央党校大门口都想去照相，照相最好的背景就是党校校名，而碑前就是交通要道，因为我们正对面就是颐和园的围墙，中间隔着的是到颐和园北宫门的交通要道，常常因为照相的人影响交通，也会影响照相人的生命安全。基于这个原因，为了交通安全，为了照相人的人身安全。中央党校统一安排装修装饰，把它移进了主楼之前。其实这不意味着对江泽民同志的不尊重。我们一如既往地尊重他。同时，我们还在校园内的中轴线上矗立了马恩塑像和毛泽东、邓小平的塑像，都是这次一并规划实施的。所以我要谢谢你的提问，让我解释了这个问题。谢谢您！
香港中评社记者：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内阁正在不断推动“安保法”走向合法化，这个月将在议会进行表决。我的问题是，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我们国家如何在外交政策上保证外交政策的平稳，特别是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保证东亚地区的安全和周边的稳定？
卓泽渊：谢谢您提问！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信守的，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而缔造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所以中国处理中日关系如同处理其他任何国家关系一样，都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在这个时候，如同一如既往的主张，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只有铭记历史，才可能真正有持久的和平。我们要努力开创未来，而开创未来，我们一定要遵从国际法治。所以，任何一个国内立法必须考虑国际法的要求，必须考虑人类共同认可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那么，国内法对国际法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法理诉求，我相信世界上许多理性而民主的国家，都会在当今时代依照法治的思维最终选择符合法治的道路，谢谢！
凤凰卫视记者：请问您，日本是从“明治维新”开始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您觉得从法治的角度有什么需要反思的地方。还有，这两天日本民众正在集会，抗议新安保法案通过，您觉得强推安保法案对日本或者对中日来说有没有什么影响？
卓泽渊：谢谢您提问！日本明治维新对日本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使其国力得到大大加强，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个国家是走向战争还是走向和平，决定的不是它的经济，我以为是这个国家的国策。一个国家如果趋向于战争的国策，贫穷也会发生战争，穷就是战争的理由——因为我穷，看不惯你富，因为我穷，所以我要向富人挑战，不怕打。富也同样会成为战争的理由，成为战争的基础——我富了，有钱了，不怕打了，于是就膨胀了，军国主义就出来了。所以说，经济发展的快慢、贫穷与富裕，不是决定一个国家战争或者和平的决定性因素，而决定一个国家是走向战争，还是持久地推进和平，我以为是它的基本国策。
您刚才讲到日本推动安保法的变化，我也看到报道，日本国内许多人也把它命名为“战争法”。我以为日本政府、日本有关机构、日本的人民会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应该思考，尤其是在二战结束的今天，多么深刻的教训，历史的包袱不能背着，背着就永远是负担，我们只有坦然放下历史包袱，才能走向未来，才使我们未来的脚步迈得更加轻松。谢谢您！
经济日报记者：请问卓教授，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是特赦，在庆祝胜利70周年的大背景下，您认为特赦和依法治国是什么关系？怎么评价法律价值，怎么看待其意义？
卓泽渊：谢谢你提了一个中国现在正在实施的法治行动，就是特赦。特赦在全世界都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大量国家都在国家的庆典、国家的重要纪念日宣布特赦。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是第八次特赦了。特赦是国际社会，也是中国历史上已有之成例，已经有的先例。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特赦在我们国家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特赦的整个过程都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所确定的程序来决定、实施、推动。所以我以为中国这次特赦彰显了中国新时代依法治国背景下如何进行特赦，也是一次很好的法治范例，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法律的价值追求是多元的，法律的价值追求是公平、正义、和谐、美好、仁爱、人道，这些都是人类很美好的价值观。通过特赦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具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同时也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在这次特赦中首先是特赦了那些曾经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及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 整作出过贡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犯罪的相关主体。我们其实还关注了75岁以上年长的在押重犯的特赦。这彰显了中国的法治精神、仁爱精神、人道精神，我以为这次特赦的意义是法治的，但并不仅仅局限于法治。在岁月的流逝中，这场特赦必将会展现出它的魅力，展示出它的美好。谢谢！
中国网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国际法，每个国家都要尊重与遵守国际法，请问中国在国际法的建设与 善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中国国内法的 善与推进依法治国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又有怎样的作用？
卓泽渊：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在国际法建设中有什么作用，中国的依法治国对国际法有什么作用？我不是研究国际法的学者，是研究法理学的，我依然从法学理论视角给你一个解读。中国为国际法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中国作为世界的主权国家之一，而且是作为世界的大国之一，一向积极参与国际法治建设，在历史上就有很多很重要的法治贡献，尤其是从二战以来，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在联合国的组建、联合国作用的发挥、联合国的运行、联合国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制作上，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比如，中国和印度及许多国家一起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与相关国家友好协商彼此协作，用一种合作友好的态度来化解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解决各种争端与冲突，实际上就是国际法的实践。所以，中国不仅仅在国际法的原则上、国际法律制度的建构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在国际法律的实践中，我认为也作出了中国应有的重要贡献。
卓泽渊：中国的依法治国对当今国际法会有什么贡献？什么叫国际，国际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法是调解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法律，是国际社会的法律，但这个法律必须依赖每一个国家的国内法来贯彻实施，甚至每一个国家的国内法也主导着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方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相互作用、相互协调，都严重地受着国内法的制约。中国推进依法治国，就意味着中国要在国内实行法治，中国也要在国际上尊重法治和奉行法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宪法法律就确立了中国的“和平共处原则”，确立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和发展道路，也在跟其他国家订立的相关条约、协议等等文本中体现了中国走向法治的国家诉求。我以为，这些方面都是中国对当今国际法建设的贡献。既然历史上我们努力过，在未来中我们为国际法必将继续努力！谢谢！
香港卫视记者：刑法修正案(九)11月的时候会实施，里面有一条规定是，构成贪污犯罪的官员可以终身监禁。您觉得这个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以后，会对以后我们的反贪反腐工作有什么影响？
卓泽渊：刑法修正案(九)公布了，最近的法学家也开始解读，谢谢你把这个很时髦的问题提给了我。关于官方的解读，我们去读读媒体上的报道就很清楚了。但是作为学者，我是这样思考的。因为贪污受贿的犯罪，特别是数额极其巨大、情节特别恶劣的。在目前的背景下，常常可能判的是死刑缓期执行，按照现有的刑法典可以改为无期徒刑，然后改为有期徒刑。那人民群众意见就大了，那么严重的罪行，减下来后有可能执行刑罚就没几年了。除了人民群众有意见，我以为也不公正：怎么开始判那么重，后来变得那么轻！怎么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怎么才能体现司法的公正，怎么杜绝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性，我以为这次刑法修正案(九)做的修改是，贪污犯罪可以减刑，但是不能减到以前那样程度，要终身监禁。我们的刑法有仁爱的精神，我们的刑法也要讲罪刑相适应，也要讲有法必依的原则，我们也要综合社会的呼声，最终必须坚守公平正义。我以为这次刑法修正案(九)正体现了这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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