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9月8日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8月31刊登题为《中国消费如何重要》一文，作者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中国业务局前局长黄育川。文章称，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许多观察家为结构调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这一事实而叹息。这些人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应更快地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他们坚称，只有消费增长更强劲，经济放缓的趋势才可能被抑制，甚至扭转。
文章称，不过这种思维背后的逻辑是误导性的。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随投资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与劳动力增加有关的程度较小。消费并不推动经济增长。它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譬如，居民消费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约为35%——在所有重要经济体中比例最低。然而，在过去十年里，剔除通胀因素后，中国的人均消费实际提高了约8%到9%——比任何其它发达经济体快了好几倍，而且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不过它也不可能再进一步增加。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其消费更有可能下降。
重要的是消费增长随时间最大化，而不是近期内其在GDP中的占比。
许多分析家把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归因于利率和汇率的扭曲，认为它们抑制了消费，导致过度投资。不过消费在GDP中占比下降实际上是一个基本成功的城市工业化进程的结果。
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证明了在不断增加的投资的补充下，过剩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现代工业经济如何导致经济快速但失衡的增长。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活动向资本密集型城市工业活动的转移可以提高企业及企业家获利的比例。但是，正如有些人所辩称的，这不需要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因为劳动者现在的收入和消费比他们过去多了好几倍。国家也从生产率提高和GDP快速增长中受益。
文章称，中国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也是几十年前走类似的工业化道路的其它东亚经济体的写照。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在触底前的几十年，消费在GDP中占比下降了20到30个百分点，收入却达到了高水平。在这些国家中，虽然扩大但短暂的不平衡与高增长率有关，但这使得它们得以避开了中等收入陷阱，并最终向较均衡的成熟经济体转变。
曲解中国经济增长失衡的原因可能导致错误的政策处方。当把注意力重点放在短期需求不足上时，消费的增长就很重要。由于投资大幅减少，全球贸易低迷，中国——象当今其它各国一样——出现了产能过剩。但这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而非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
事实上，随着城市化步伐放慢，劳动较密集的服务业增长一直快于工业，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过去几年略有增加。这种转变中的某些部分并不值得喝彩，因为其部分是增长放缓的结果。但有些部分则是期望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
文章称，现在的挑战是通过改革提高生产力，以便能够保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个人消费的不断提高。无论GDP中消费占比上升还是下降，都是免不了的，不应将其视为一个不依赖其它因素的目标。
文章认为，幸而有许多中国可以——通过正确的改革——加以利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一个更有效的城市化进程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现行政策鼓励劳动力向小城市流动，限制流向大城市。然而，正是中国的大城市生产率才更高。因此，一个促进它们发展、更多由市场驱动的城市化战略会更加有效。
文章称，由于在中国进入一些重要服务行业——譬如金融、卫生健康和通信——的壁垒极具限制性，所以实行另一项急需的改革会使得私人投资者经营这些行业变得更容易。
文章称，这样的改革会提高投资回报，并使保持更可持续的7%的经济增长率成为可能。而反过来这会刺激消费快速增长。(编译/宋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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