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长沙的传媒、超市领域工作上十年的邹爱华，今年初从湖南省最大的连锁超市步步高集团辞职，与同事一起创办了一家专营南方山货的网店。目前，网店经营已步入正轨，月销售额在30万元左右。
“眼下是创业的黄金期。”邹爱华说，随着商事制度改革，审批手续大为简化，一到两天就能开办一家公司，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只要专注于将一个领域，甚至一类商品做好，就会获得市场认同和回报”。
记者在福建、湖北、湖南、上海等地采访了解到，去年以来，随着各地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的推进，像邹爱华这样的创业者越来越多。政府持续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改革红利正在释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正在形成。
不过，由于创新创业“扎堆”互联网经济，不少创新创业者尚缺乏明晰的盈利模式和商业构想，产品难以转化为市场认可的商品，政府扶持政策“碎片化”，政府配套“软服务”亟待加强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创新创业热潮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A面：改革红利释放 创新创业成潮
2011年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博士毕业的曾建华，毕业当年就创办武汉华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过近四年的打拼，公司目前已拥有生物药妆和医药产品领域的两个品牌，年销售额上千万元。4月中旬，华肽生物在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在科技板成功挂牌登陆“四板”。
“我能够实现创业梦想，离不开在大学时接受的创业培训，以及学校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曾建华说，他在大学时就先后参加过“未来企业家训练营”等校园培训活动，开启他借助专业技术研发新型高科技生物药妆的想法，并获得多项创业基金资助。成立公司后，他还收到学校产业集团注入的30万元天使基金，并入选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专项人才计划，获得政府创业投资和国家创新基金的支持，帮助他的创业梦想顺利平稳起航，“现在只要拥有成熟的项目，合理的团队，清晰的思路，加上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实现创业梦想已不再遥远”。
武汉自2013年8月启动扶持大学生创业的“青桐计划”，包括对大学生在孵化器创业给予创业财政补贴、小额贴息贷款、创业场所房租补贴、天使投资基金引导、风投基金风险补偿等一系列配套政策。武汉市科技局“青桐办”主任彭华魁表示，“青桐计划”计划实施近两年，累计催生大学生创业企业（团队）1600个，创业带动就业1万多人，累计促成大学生创业企业融资近6亿元。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福建石狮，市委书记张永宁告诉记者，通过商事制度改革和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三证合一”，激发市场活力，去年以来，全市新增各类经济户口2.1万户，同比增54.16％，总量达5.5万户，平均每个工作日诞生60余户市场主体，平均每12个常住人口中就有1名创业者。
今年以来，上海先后出台了《上海市企业住所登记管理办法》、《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支持上海众创空间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文件，为创业创新激发了活力，为企业“开门”降低了门槛。
“像创业型企业，大量投资快进快出，股东变更很频繁，可以前登记部门规定所有股东必须亲自到场验明正身。可这些投资人天南海北，有的还在国外，要让他们凑出一个共同的‘档期’特别难，无非是过来签个名，不是复杂的事情。”上海亲益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宗继说，此前为了凑齐一次股东花了半个月时间，这对急需用钱的初创型企业来说时间太久。而上海现在变革方式，采用“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除非监管部门觉得材料出现问题，才需要股东到场。“现在我五分钟就能办完提交手续了。”
创业初期，房租成本是企业的一大难题，上海也探索了放宽企业住所的登记刺激创业。“我2008年就开始做农家乐，可是由于政策限制，宅基地只能注册为个体户，不能注册为公司，也没办法直接给员工交社保，只能绕道到开发区再注册一个公司。”崇明聚银庄园度假村总经理沈国兴告诉记者，现在政策放开了，只要宅基地相关的利害人同意了，就能注册为企业住所，自己打算把新公司迁回农村宅基地，还打算把自己的小微企业包装上市。
而且，以前要求一个创业公司如果有三块牌子，注册时需要三个地址，那就得至少有三个房间，101A、101B和101C，才能让公司看起来“像样点”。“而现在网店比较多，很多人注册了新的公司从事电子商务时，不需要具体的办公地点，在家里就可以办公。按照以前的注册方式，一个孵化园里划分了多少块，就只能有多少家公司，哪怕大家都是电子商务，孵化园没人办公，也不能再多注册。”上海市工商局注册处工作人员魏頔说，这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最终成本只能让创业人买单。只要满足不扰民、不影响周边环境等前置条件，众创空间里无论有一家、两家，甚至100家企业，都可以使用同一个地址来注册，降低房租成本。
以前想要把旧工厂、旧仓库改成创意园区，提供给企业注册，流程特别复杂，需要提交各种资料，各个相关部门审核。每家企业的入驻还要再进行认定，流程长、时间慢，其他业态的比例还必须严格控制。“我们整个申请过程特别漫长，将近一年。”尚街loft时尚生活园区总经理侯文峥说，期间工商、税务、消防、公安、商务委、发改委、建设委等部门，还以联席会议的形式开了多次协调会。而以后除了违法建筑、消防弱电等涉及安全的专用部位不可作为住所，居民小区会所应符合规划或经一定比例业主同意以外，其他非居住用房均可以作为企业住所。
B面：“扎堆”互联网 “创客”生存难
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不少创业项目过度集中在互联网领域，易形成“泡沫”，一些创业者特别是大学生创业有“创意”但缺乏市场认可的产品，缺乏明晰的盈利模式和商业构想，生存艰难。
去年11月，1980年出生的刘远志和殷世勇在福州创建了阳光创客空间，旨在带动草根创新的需求，将“创客”的创意孵化成产品。刘志远说：“只要是有创意，又想把创意做成产品的人，都可以来这里，我们提供场地和设备支持。”
在政府的扶持下，阳光创客空间在福州高新区海西园创业大厦获得400平方米、为期半年的免费场地。目前，阳光创客空间已“孵化”出近百个富有创意的产品。
殷世勇向记者坦言：“最大的难题是创客产品孵化成商品时‘夭折率’过高，‘创客’要向创业者转化并非易事，因为‘创客’擅长的是做出样品，而不是面向市场的商品。”
目前，由于场地免费期限已到，阳光创客空间已搬离创业大厦，只能租住在小区里，仅靠网上销售科技启蒙教育产品勉强支付房租水电，“创客”的积极性也小了。
记者采访发现，热衷于开发APP，通过市场融资等方式，快速产生市场影响，成为不少地区创业者首选，也是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的创业领域。然而，大量互联网创业“火得快，死得快”，容易形成虚假繁荣的市场“泡沫”，误导和伤害一批创业者。
“一个没学过一天编程的文科生，培训一个星期就可以编出APP，还可以轻松拿到几十万创业投资。但要做实业，没有一定资本和实力，根本无从谈起。”华中科技大学企业孵化器总经理方伟说，大环境使得大学生创业者不得不利用仅有的专业知识，从创业容易成功的互联网领域入手。据方伟统计，该校大学生创业项目中，有90％是互联网。
知名互联网领域研究机构艾瑞日前发布报告显示，目前国内手机APP超过400万个。平均每个手机上安装的APP数量仅为35个，而我国智能手机用户约为5亿个。这意味着平均每个APP只有4300多个用户，存在巨大的资源浪费。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林翊说：“多数创业者围绕着APP研发、传统行业O2O等路数扎堆创业，却没有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很多创客没有一个很明晰的盈利模式和商业构想，生存是非常艰难的。”
破解：“输血”“造血”双管齐下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各地出台了不少鼓励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但配套服务不善，扶持政策“碎片化”，创业者享受优惠常“卡壳”等问题仍然存在。
不少地方纷纷依托高新园区、高等院校搭建创业园区、创业孵化站等平台，然而不少创业园在服务设施、地理位置等方面配套存“先天缺陷”，一些地方出台的免房租等优惠政策期限太短，一些创业园区地处偏远郊区，周边物流、生活等方面“软件”配套不足，导致创业范围和领域有限，提升了创业成本。
政府扶持政策“碎片化”优惠难享受是各家企业向记者反映的问题。华东地区一家软件公司负责人对记者说，去年当地科委、经信委等多个部委的各种扶持资金加起来，公司符合条件可以申请的资金大约有700万到800万元，但公司安排了专门人员申请了一年结果却颗粒无收，而且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落选。
该负责人说：“资金出自多头、申请条件五花八门，每个资金需要的材料不同，且政府部门也没人指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申报。而我们发现有很多专门跑项目的中介，收取10％－20％的中介费，他们对政府部门的要求了如指掌，也知道材料填写的标准格式，申请率会高很多。”
湖南省留学生创业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义高说，目前政府扶持资金总量多，但多属于“被动式”扶持，需要申请者填写资料、层层报批，属于等项目“找上门”，或者单纯属于“锦上添花”，难以做到“雪中送炭”。政府扶持资金应该更多主动发现和寻找合适项目进行投资，并定期对政府性基金投资的合理性、回报率等情况进行审计，提升扶持资金使用效率和效果。
邹爱华等创业者建议，扶持创业的政府部门应该加强扶持政策的梳理、整合，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手段，将扶持优惠、申报条件等内容，及时、全面向创业人员发布，使创业人员的精力更多地投入“跑市场”，而非“跑政府”。
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副院长黄刚说，政府在规划和建设创业园等创业扶持项目时，一方面必须将配套政策考虑在先，对于创意类、针对大学生为主的孵化器，最好与高校合办，并建在高校周边；另一方面，改变创业园只有创业大楼的操作模式，引入仓库物流等综合配套产业，覆盖更多创业领域。
林翊提出，创业者应当强化自身“造血”功能，把重心放在核心技术上，提升以创业带动创新的自主突破能力，加强产品商业转化意识，主动对接市场和资源，拓展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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