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乘马航MH370失踪丈夫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

原标题：女子乘马航MH370失踪丈夫到法院申请“宣告死亡”

新京报快讯(记者刘洋) 女子杨某因公乘坐马航MH370出差，不料途中发生空难。苦苦寻找两年未果后，因杨某的后续事情难以处理，其丈夫焦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宣告杨某死亡。新京报记者今日获悉，日前通州法院受理了该起申请宣告公民死亡案件。

据介绍，杨某为某外资公司员工，2006年和焦先生登记结婚。2014年3月，因外海业务需要，杨某被派往马来西亚出差。业务处理完毕后，杨某预订了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航班从吉隆坡返回北京。不料，飞机起飞后不久，与地面失去联络。

马航MH370失联事件随后引发全世界关注。焦先生说，得知消息的他难以置信，还以为弄错了。他天天盯着电视、网络，希望有生还者消息。可时间一点点过去，救援各方一直没有搜寻到生还者，悲痛的焦先生只能去马来西亚处理后续赔偿等事宜，但他仍期待着奇迹发生。

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马航MH370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已遇难。得知这一消息，焦先生的希望彻底破灭。但生活还得继续，没有杨某的死亡证明，焦先生无法代为处理杨某的事务，他本人也无法组织新家庭。无奈，焦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宣告杨某死亡。

目前此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新京报记者获悉，该起案件相当于找不着被告，因此起诉材料需要通过公告形式送达，一般得半年左右方能进一步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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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370，在失联的一千多天里。

几乎没什么平安夜的气息。从徐京红家的窗户向北看，一片灯火稀疏，连7公里外那座高约15米的巨型圣诞树灯光装置也被“鸟巢”国家体育场挡住了。

徐京红抽完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关掉轰轰响的抽油烟机。

“不好意思，回来的路上堵车，两个多小时没抽烟了。”她走到饭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抽油烟机旁还飘着一缕烟雾。

她终于放下一直盯了几分钟的手机。这两天在手机屏幕上跳出来的诸多信息里，“2016年12月23日，一架载有118人的空客A320客机从利比亚起飞后遭劫持”的新闻让她印象深刻。

徐京红觉得，被劫机某种程度上反倒是“好消息”——2014年3月8日，她的母亲搭上马航MH370客机，从由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之后1021天一直杳无音信。

“即使你们的亲人没有在370上，也应该继续关注这个事件。”她说，“只要是坐飞机的，坐任何一种交通工具的，都有遇到这种事的可能性。”

这是个概率问题。徐京红对作出这一假设表示抱歉，但她觉得，类似的事件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这是与MH370乘客家属“无法感同身受的人”关注、思考这一事件的意义。

徐京红。本文图片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张敏

“我必须有普通人的一面”

“变态”，“不正常”，“精神分裂”，是这天晚上徐京红接受采访时形容自己的高频词。例如，每当8岁的儿子问她，“妈妈你找到姥姥了没有”，她都会大哭。

12岁的大女儿呵斥弟弟：“不要再问妈妈了！”

丈夫已经不敢跟她提马航，怕妻子又一次歇斯底里，拿自己当出气筒。找真相、找母亲的下落，成了徐京红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之一，她终日与悲伤、困惑和愤怒为伴，丈夫忍不住说，“你也是一个母亲啊。”

徐京红无言以对，只能用行动免除丈夫最大的顾虑，遭受严重精神打击而无法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的她，选择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每个周五晚上或周六早上，她从天津的家开两个多小时车，到北京照顾肝癌晚期住院的父亲。周一前返津，接送孩子上下学。

她愧疚，认为自己没做好母亲的角色。孩子调皮的时候，她以前会温和地处理。“现在对孩子突然一嗓子把他们吓的一哆嗦，然后自己赶快又去反省，觉得对不起孩子。以前我从生完小孩之后就不吸烟了，可是从2014年3月8号开始我简直快变成烟囱了，情绪失控时有发生，有时接触到一些MH370或乘客家属的信息会发飙、发狂。”

徐京红想象她跟孩子暴躁起来的样子，“可能很狰狞。”这让她想起在家属见面会看到的一些面相有些狰狞的老人，他们常常激动地发泄心中不忿，这种不忿长期控制着他们的表情。

2015年4月，马航关闭位于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园的马航家属沟通与支持中心，遭家属抗议。马航将每周三次的中心活动改为每月两次的见面会，今年又改为每月一次。

154名中国乘客的家属从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来到空港，与马航工作人员争吵，向他们索要事件真相和亲人下落。两年多来，来的家属越来越少，最后固定下四五十人。

就在上个月，徐京红在空港遇到家属中可能是第5个开始“神志不清”的老太太。老太太对徐京红说，“你很眼熟啊，我现在都记不得你是谁了，你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你，你是一个好姑娘……”然后絮叨对失联事件的悲愤。

“你说人怎么就能够被摧残到那种状态呢？”徐京红害怕自己变得跟那老太太一样。“我是一个妈妈，我要带两个孩子，我必须有普通人的一面。”

如果家属见面会没有安排在周末，徐京红只能先早早地开车把孩子送去上学，再从天津开到空港。在见面会上和其他家属聊天、互相安慰。不是太塞车的话，到空港是一两点钟，待不了多久又得回天津接孩子放学。

“我老公都不知道我去了，开车很辛苦，在高速上很困很困，但我觉得这么做值，很变态哈？”

几个好闺蜜想帮她排解，时不时拉上她一起吃饭、逛街、美容、美甲。徐京红涂了颜色鲜艳的指甲油，上面还贴了钻。和闺蜜们在一起，她也会像“普通人”一样有说有笑，前提是在她面前绝口不提马航。“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精神分裂，不接触到370还挺正常的。”

但她有时会拒绝闺蜜的邀请，一个人待着，抽烟、喝酒、哭。

被伤害和自我伤害

在寻找母亲、照顾年幼的孩子和病重的父亲之间，徐京红努力保持平衡。只是“不正常”的状况依旧时有发生。

2015年7月，徐京红一家和亲戚朋友一起去三亚度假。克服恐惧乘飞机去旅游，是徐京红为“给孩子提供圆满的童年”作出的努力。

然而，这次努力被7月29日的一个新闻所摧毁。

法属留尼汪岛传出发现疑似马航MH370客机残骸的消息。“原来一直存在侥幸心理，既然飞机不知道在哪里，也许根本就没掉到海里。你现在告诉我残骸找到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有点崩溃，跟着一起去的几个家庭的人都不敢跟我说话了。”

关于MH370的消息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徐京红，最大的一次是2015年1月29日，马来西亚民航局宣布MH370航班失事，并推定机上所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已遇难。

另一位失联乘客家属张伟宁坚称他不看新闻以避免刺激，却对这些新闻了如指掌：2015年8月，马来西亚总理宣布，多国专家证实在法属留尼汪岛发现的客机残骸属于马航MH370；此后几个月，在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附近海域发现大量疑似MH370飞机残骸；2016年8月，马来西亚官方承认MH370航班机长曾在自己家中模拟飞行过与这架客机疑似坠入南印度洋相似的路线，引发公众对机长有预谋地自杀式坠机的猜想；2016年11月，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更新的搜索报告称飞机在燃料耗光后坠入海中……

列举完，张伟宁气愤地说，“隔一两个月给你出点新闻，让你家属心里崩一下，刺激一下家属。”

张伟宁的女儿、女婿、外孙女都在MH370上。家中90多岁的老太太常常怀疑儿子张伟宁编造的谎言，“你说孩子出国了，出国快三年也得回来，一封信没有，一个电话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女儿一家在顺义有一套房子。张伟宁和妻子每个月至少去一次，开窗透气，打扫卫生，洗床单、被单，“孩子回来就能住。”煤、电、水费，甚至车位费全给交着。

“我就坚信人在，从2014年3月8号那天，我就跟老伴说，我的第一感觉是人在，甭怀疑。而且失联那天中午12点有个记者就给我信儿了，他就说你放心吧，飞机回去了，没坠，回在哪不知道，反正肯定是回去了。”

他随即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强调信息源的“权威性”：“这个记者资历比较深。”

采访张伟宁时，他的妻子泡了茶，端来一碟切好片的苹果，突然哽咽起来，“你们比我孩子还小呢，我一看你们就忍不住……”她迅速打住，转身背过去。

几分钟后，她又对记者说，“你多高？1米68……我女儿也1米68。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女儿也姓张……你们以后常来我家做客，常来我家……”

妻子出门买菜后，澎湃新闻记者问张伟宁，“阿姨一见到跟女儿年纪相仿的姑娘就控制不住情绪？”

“肯定了，我们现在早上起来锻炼都很早，八点多钟人家带着孩子出来玩的时候我们已经回家了。晚上都是天黑了我们才出去。”

“为什么？”

“不愿意看到人家带着孩子玩。”

徐京红也有相似的体验，在马路上看见别的母女在一起走她都受不了。“有时候开着车看见了都会控制不住自己哭，也是挺不正常的。”

徐京红的飞机刺青。

今年夏天，徐京红纹了一个刺青。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想发泄，可又不知道怎么办，那就让自己痛好了。”她让刺青师告诉自己哪个部位皮薄，感受更痛，然后决定在前臂内侧纹一个飞机。她故意不敷麻药，纹的时候痛得发抖。

去看望父亲时，徐京红特地穿长袖。

丈夫发现刺青的存在后，气得立马把手机摔在地上。“他不能理解，我也不能理解，我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是想这样去做。”徐京红挽起袖子，把手臂放在桌面上让我们看。

飞机呈降落的姿势，朝向她的心脏。

对张伟宁和徐京红而言，生活有点不得不活下去的味道。

张家客厅的茶几上、饭桌上、桌子抽屉里放着一排排的药。心梗、脑梗、血压高、尿酸高，各种毛病在失联事件后集中爆发。医生给他们的建议则是注意心理健康。

但张伟宁顾不上这些，他仍拒绝和MH370乘客家属以外的人接触，理由是不想“跟祥林嫂似的”逢人诉说不幸。

他下定决心，“要一直找下去，直到找出真相把人找回来为止，除非我死了，只要我活一天，爬我也得爬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去找他们要人。”

张伟宁常服用的药。

张伟宁觉得找不到孩子活着也没什么希望了，一把药一把药地吃下去保命，也是为了找孩子。徐京红则连吃饭都觉得是一种负担，“人要是能不吃饭就好了。死可能是能轻松一点的最好方法，但是不能这么做，有很多责任要去承担，不能这么自私。”

“我没有立场去指责别人”

姜辉没有把生活当做负担。陪伴家人和寻找母亲，是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两件事。

失联事件后，他和徐京红一样丢了工作，却觉得自己现在才发现了生命的意义。“以前一直是在为业绩、为考核在打拼，但是370事件之后，我一直在想40多岁了，人活着是为什么？我觉得要做一些自己认为真正确和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虽然有失业的焦虑，但这个事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照顾家庭。”

12月22日晚，姜辉走进北京地坛公园南门附近的一家咖啡厅。他微笑着打招呼，边坐下边脱下围巾和外套，慢条斯理地叠好，放在他左侧的空椅子上。翌日下午，他会在滑冰馆用同样慢条斯理的动作为5岁的女儿穿滑冰鞋，戴膝盖和肘腕保护套，然后站在滑冰场外的寒气中看着女儿训练。

姜辉为女儿穿滑冰鞋。

“需要点些什么喝的？”

“我不用。”他拿出一个塑料水杯，里面泡着茶叶。聊天时，他不时打开杯盖喝一口水。偶尔会用手摩挲杯沿，陷入深思。

“我现在最害怕的事情是停止搜索，如果说得更长远一点，我害怕的是我这一生能否等来MH370的真相。我不要带着遗憾和疑问走完这一生，所以我会用余下的时间去推动MH370的搜索和事件调查。”

他希望用家属的诚意来促使官方力量坚持搜索，“光凭我们家属的力量太渺小了。”12月3日，他和中国、法国和马来西亚的几个家属抵达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寻找飞机残骸。5天后，他们在马达加斯加海滩上发现了一块疑似飞机残骸的碎片。

18日凌晨3点多，姜辉回到北京，6小时后还要送孩子去上课。“走的时间太长了，半个月来她妈妈一个人又工作又带孩子也吃不消。”

整整半个月他都没怎么看家属的微信群。他知道自己又被骂了。

群内有家属认为，姜辉去找残骸等于去确认飞机和人已不在了，是对其他家属的伤害和背叛。在家属群的聊天记录里，澎湃新闻看到有人骂了姜辉。

上一次因为残骸的事被骂是在去年，获确认的马航MH370残骸在法属留尼汪岛上首次被发现，姜辉和另外两名马航家属去了留尼汪岛，想核实外媒公布的信息。

“有些家属骂我或说过激的话，我能理解。我回北京才知道，前阵子天津有个老太太，她儿子在飞机上，她开始经常自言自语，还进了医院。这些家属都已经伤心成这样了，你不能苛求他们保持理性。我就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他们说什么也不用放在心上。”

但他并非每次都能心平气和地应对家属间的互相指责，七八个家属群里，刚开始他还会和别人互相对骂，“但后来我是不理他们了，没有意义，只能是消耗和伤害自己。”如果是在他自己管理的群，有时候这个家属骂那个家属骂得太过分，他直接把骂人的踢出去。

家属间最严重的指责缘于去年年底马航提出的和解方案：马航赔偿250万，条件是免除后续法律赔偿责任，后来赔偿金额改为252万。超过40位乘客家属领了赔偿，与马航签署和解协议。

尽管放弃追究赔偿责任不等于放弃追寻亲人下落和失联真相，领赔偿的人还是遭到了部分家属的指责。他们大部分不愿意公开谈论此事，逐渐淡出家属群体。有的减少在微信群的发言，或者不再去空港的家属见面会。少数几个人刚拿完钱便消声匿迹。

“什么数字不挑，偏要挑二百五。”徐京红拒绝了和解，觉得这笔钱是对家属的侮辱。对签了和解协议的家属，无论是徐京红、姜辉还是张伟宁，都经历了从愤怒到理解的心理过程。“有的家庭确实是生活很困难，他需要这些钱继续生存。”徐京红在“生存”这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

“但有的家庭（记者注：指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是我不能理解的，他们可能想放下它，不再追究了，就是不想再听见这件事了，这样的人也是有的。”

她停顿了一会儿，补充道，“我没有那个立场去指责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虑，你无法完全站在别人的处境去考虑问题。”

生活在继续

李成的弟弟李立在国外打工，2014年3月8日到吉隆坡转机乘MH370回国。失联后，李成的母亲整天哭，原本视力就不好的她如今双目失明。

李成说，父亲原来是“挺清醒的一个退休教师”，“但是现在见了垃圾就捡到家里，捡的垃圾装了两大车，塑料袋、塑料瓶，别人扔的衣服、鞋子，什么东西都有，基本上失去一个常人的理智了。”

李成把和澎湃新闻的见面地点定在离他所在村口不远的一间十平方左右的平房，说是旧屋在翻修，进水了待不了人。但他们显然并不愿提及旧屋翻新这个话题。

李成、李立的妻子刘月华、李成的两个妹妹和李成的老母亲，挤在这间摆了两张床的屋子里。

李成说，家里人要么务农、要么打工，经济条件不好。“不拿（赔偿）吧老人身体状况不行，还得住院治疗，拿吧确实不符合我们当时拒领赔偿的决心，很矛盾。拿可以拿，但是我保留找人的权利，我必须保留这个权利。”

“会不会因为领钱感到压力？”

“怎么说呢，心里反正是很复杂……”几秒钟的停顿后，“现在还不如不拿呢。”

“为什么？”

“不拿我能继续和姜辉他们一块寻找真相，拿了家属间的指责挺厉害的。我真想去北京，但是从那以后（领赔偿后）有的家属指责你，你去北京没什么意义了。就是像姜辉他们到马达加斯加这些事还有家属在指责，原来我会在群里出面说一下谁对谁错，不要再争执了，现在我不发表说法了，只是默默地关注，但我从心里是支持他们的。”

李立的妻子刘月华说，出事那一年多，她脑子老是记不住东西，“本来是想着要回屋拿什么东西，走到屋又忘记了。”晚上睡觉老做梦，“他在国外给我打电话的情景老是在脑子里转。脑袋里就是想着飞机不可能回不来，飞机是不是跑到一个什么地方降落了，人是不是在一个森林或者在一个小岛上。”

她语速很慢，眼睛一直看着地上，每回答一个问题要想很久。声音也不大。一屋子的人屏气凝神，刚好能听见她说的话。“我记得一次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转弯时脑袋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前面有一辆货车迎面过来，差点碰到一块，我的车就摔了。从那以后就想不能这样下去，要振作起来，如果再出事情的话家里怎么办，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就慢慢地开始……开始想要振作起来。”

直到采访结束后，刘月华和李成的妹妹们小声聊天时才面露微笑。

两天后的晚上，李成突然给澎湃新闻记者连发8条微信和3条短信，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在文字报道中用化名、视频打马赛克，报道里不能出现真实的地理位置，只能说他是“某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