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在微信上看到国内新冠肺炎的报道逐渐多了起来。心情急切的我让爸妈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 没想到时隔一个半月，身在德国柏林的我居然成了国内亲友担忧的对象。经高中同学一再坚持，上周五，我收到了她从国内寄来的20多个口罩。
德国的疫情在最近一周迅速升温，截至德国时间3月16日中午，全国共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病例6248例，死亡13例。3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60%到70%的德国人可能最终会感染新冠病毒”，此言一出，便上了世界各地新闻头版。疫情和防疫措施迅速变化，一小时不看新闻就会漏掉最新进展。
目前，德国几乎所有联邦州都下达了关闭学校和幼儿园的指令，取消了大型活动，鼓励员工在家办公。在我所居住的柏林，市政厅已经要求学校和幼儿园停课到4月19日，禁止50人以上的活动，并关停所有商场、图书馆、影剧院、健身房、酒吧、夜店以及赌场和妓院（在德国合法）等活动场所。3月16日，德国开始实施出入境管制，关闭和瑞士、奥地利、法国、卢森堡以及丹麦的边境。
可能因为世卫组织在13日将欧洲定义为新冠病毒疫情的“震中”，加上许多州宣布停课，导致人们开始囤货。12日下午我到附近的超市买菜，售货员还在不紧不慢地补货，除了意大利面和大米货架有些空缺，其他的商品还很充足。等我第二天再回去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所有蔬菜已被抢光，鲜肉的冰柜也空了。旁边一个德国顾客跟他的家人开玩笑：“这怎么跟二战刚结束似的。”
“佛系”抗疫，是理性还是大意？
德国对待疫情的态度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反应期。
早在1月27日，德国就有了第一例新冠病例。一个巴伐利亚的男子被来德国公司开会的中国同事传染了，最后导致16人感染。但经过快速的隔离和检测，一个小火苗似乎被扑灭了。不料新冠肺炎很快又在邻国意大利洒下了火种，几周之内疫情已蔓延得难以收拾。
在德国，除了从德国回中国的人员中出现的病例，病毒直到2月25日才又在德国国内露出头来。这位病人来自北威州海恩斯贝格县，在确诊前几天还跟妻子去过一个400多人参加的天主教狂欢节聚会。很快，新冠病毒在这个人口25万的边境小城爆发。同一时段，德国各个州先后出现感染者，有些人的感染可以追溯到疫情严重的意大利，但越来越多的案例并无源头可循。
虽然已经出现了社区传播，但人们对这个病毒似乎并不重视，大多数地方的公共生活仍在照旧进行。3月7日，距海恩斯贝格县只十几公里的慕遜加柏还举办了一场德甲球赛，有5万多球迷参加。意大利北部下达“封城令”之后，德国联邦卫生部长仍多次重申，坚持申根区内人口流动的原则，反对任何国内外的限行。机场和火车站没有体温监测，从意大利等疫区回来的人也只需要填个表。直到3月13日，卫生部长才提议疫区回来的居民自行隔离两周。
在德国，大家照常上班，到餐厅咖啡馆会友，我家楼下上小学的孩子们依旧在操场上疯玩，在他们喧闹的笑声中，我感觉身边似乎一切正常，甚至有些不真实。
德国人的淡定源于对自己国家医疗体系的自信。德国全国共有2.8万张重症床位，其中2.5万张带有呼吸机，每10万人有800个普通床位，的确比其他西欧国家的比例高很多。自从中国科学家破解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柏林的科学家马上研制出了检测试剂盒。据称，德国每天能做两万次新冠病毒检测。虽然德国的感染数字排在世界前列，但至今只有13例死亡，不到总感染人数的0.002%。这些数据可能都让民众掉以轻心。
再充裕的医疗资源也不是取之不尽。“佛系”抗疫的几个星期里，德国感染者数字翻倍上涨，事态变化的速度让人猝不及防。目睹了邻国意大利医疗系统的瘫痪，德国官方终于更改策略。但许多专家认为为时已晚，德国先前的理性更可能是疏忽大意，错过了控制疫情大爆发的关键时期。德国《明镜周刊》13日发表的一篇社论称，接下来唯一的补救措施是迅速减少社会接触，尽量拖延病毒传播的速度，避免卫生系统的压力，给医疗体系争取时间。
一场联邦与州、大局和细节间的权衡
最近几天观察德国在防疫方面的反应，很有意思，新闻发布会上，在座官员包括总理默克尔和卫生部长施潘在内无一人佩戴口罩，默、施二人还不时打个趣，让气氛放松一些。他们发布的不是命令，而是提议，甚至可以说是苦口婆心的劝导。至于各州对提议是否采纳，就全靠自觉了。
这是由德国的联邦制政体决定的。德国的宪法“基本法”规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由各州自行管理。
病毒学专家Christian Drosten向“德国之声”表示，德国有着一套分散式实验室制度，有执照的实验室都有进行病毒检测的资质，所有实验室地位平等。而集中管理卫生事业的国家，在病毒测试方面速度就慢多了。这让德国在判断和确诊方面掌握了先机。
各州各自为政，当然也会产生问题和矛盾。虽然他们基本最终都会采纳联邦政府的建议，但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各州的步调不一致不免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当巴伐利亚最先叫停千人以上大型活动的时候，首都柏林还一直优柔寡断，批准了柏林连队与拜仁慕尼黑的球赛照常带观众进行，由此受到了各方批评。柏林市长对这个问题的抱怨让人哭笑不得：“你们有些州行动太快了，都不跟大家商量，让我们这些行动慢的地方很有压力。”
在德国政体下，推出有效又顾全大局的政策，避免下达一刀切的法令，的确需要时间。在呼吁减少社会接触的同时，财政部也出台了各种政策，包括向德国企业提供无限度贷款，并支付员工停工工时净工资的60%和停工期间的社会福利支出。
联邦新措施出台后，各州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关闭学校，这背后有很多考量：如果学校关闭，他们的孩子并没有去处，无法在家办公的家长会很为难。当柏林市决定关闭学校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措施：每个学校必须能够提供“应急托管”，保证从事警务或消防员等工作的父母们能正常上班，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市里也在争取给医护人员的孩子提供日托。
人们减少出行以后，对公共交通的需求自然会降低，但政府决定不消减公车班次，保证人们在紧急情况下能行动自如。为了保护司机健康，公交公司规定前门不能上车，司机也不再售票，乘客要提前在手机应用或者车站的自动售票厅买票。
医生是系统运转的关键
虽然收到了朋友寄来的口罩，我和我先生在出门戴不戴它的问题上也没达成一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海外的亚洲人频繁遭到歧视，我不禁有些担心戴口罩后会遇到什么不快。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人普遍认为普通口罩没作用，只有N95级别的医用口罩才真正能阻挡空气中的病毒。德国医护物资本来就有限，已经限制出口，如果人人都带N95，医护人员物资就会短缺，后果是灾难性的。虽然我的口罩是国内来的，但也不想被德国人当成一个自私的亚洲人。
为了保护医护人员，保证医疗体系正常运转，德国在新冠肺炎的检测流程上也做了相应的设计。
站在德国医疗系统最前线的是私人诊所，即所谓的“家庭医生”。通常人们有了病，都要先去家庭医生那里，再由其判断是否应该转诊到专科医生或者医院。据媒体报道，目前德国许多私人诊所缺少防护资源。如果诊所因接诊了新冠病人而要暂时关闭，会影响整个医疗系统的效率。
为避免患者感染医生和病人间的交叉感染，有新冠症状的人不能自行去医院或家庭医生那里做检测，而是要先自我隔离，再给家庭医生或市里设立的医疗热线打电话。电话巡诊后，符合条件的病人（包括症状、是否过疫区或跟确诊的人有过联系）才会由市里派出的医疗团队上门诊断，或到定点机构检测。为了进一步减少普通医护人员暴露于病毒之下，新规定允许他们在电话上就可以给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开假条。
团结互助成为防疫重心
因为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杀伤力最大，在德国的防疫战中，这组人群被当成重点保护对象。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长说，国家有义务尽全力保护这些人。通过鼓励避免社交，放缓病毒传播速度，这样医院才能不超负荷运转，为重症患者提供及时的治疗。
默克尔发言呼吁生活在德国的每一个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老年人、有基础病的人和弱势群体，“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常识，我们对彼此的关爱正在受到检验。我希望我们能通过这次检验。” 德国专家还呼吁不能将孩子丢给祖父母看管，经济部长也建议，将孩子送到祖父母那里是最不济的做法。
“不给系统添麻烦”、“为了保护他人而保护自己”这些说法好像对人们很起作用。一开始，我让我先生去人多的地方戴上口罩，他并不当回事。于是，我就换了一种思路说服他：“这个病毒潜伏期很长，潜伏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生病呢？戴上口罩才不会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他立刻觉得很有道理。
我公公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还没觉得，自己就是大家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呢。他退休后开始做志愿者，经常去医院或学校给患重症的孩子朗读图书。上周四，我们跟公公通电话时，他刚从法兰克福的一所学校朗读回来。他们父子就“是否该减少出门”辩论了起来。我公公认为新冠虽然传染力大，但还是流感比较厉害，每年也死很多人，只是少有报道罢了。我先生立刻启用了”团结互助”的说辞，成功地说服了他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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