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跑了一个星期的同城快送之后,12月16日,骑手董浩“阳”了。收到核酸单管“阳性”的结果之后,他只是简单说了一句,“没事,预料之中”。
吴姗姗半个月前感染,如今已经康复,16日这一天,她开始复工。阳过之后剩下的药,吴姗姗送给了那些需要的人,之前她送过四颗布洛芬、一个温度计给陌生人,对方给她寄来了一箱黄桃罐头,善意回流。
距离“新十条”落地满十天,北京正在发生变化。密接、行程卡、高风险地区等词语正在成为过去式。居家自愈、发热门诊、送药互助、运力不足等成为新的关键词。
十天的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切身感受着奥密克戎。一些人“阳”了,一些人已经康复,科普从知识变成体验。专家预计的第一波感染峰值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力量,对抗病毒,等待春天。
“放开”前夜
12月6日,北京市宣布进入商超、商务楼等不再查验核酸。
北京某区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安萍最先感到了变化。
那天,许多社区医院向她上报感染病例,上级要求她开始储备相关药物。也是从那天起,她负责对接的物资,从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转变成了药品。
此前,她的工作重心是严防死守,她在11月中旬守过隔离点,“一例交叉感染都不能出现。”但她也记得,在隔离酒店,即便有“红绿区”划分,有防护服等严密措施,仍然出现了一线人员的感染情况,“说明这个感染性已经非常非常强了。”
同样在12月6日,26岁的某影视公司新媒体主管余寒没有去上班。他说,一百多人的公司里已有一小半人感染了新冠,开始居家办公。此前一天的12月5日,他出门做核酸,发现每个核酸点都在排长队,“至少得等三个小时以上。”在寒风中站了一会儿,他转头回家,“要不没病也给冻出病了,而且队伍里可能也有阳性。”
得知从6日起进入商超、写字楼不再查验核酸,他觉得“生活好像恢复了一点儿”。
12月6日,保安吴越成如往常一样在潘家园南里某小区门口值勤,身旁放着一块贴有二维码的牌子,供小区进出人员扫码。从这天起,他不再阻拦非小区内人员进入小区,他觉得工作轻松了不少,“避免了一些和居民、外卖骑手的纠纷。”
至12月6日,潘家园旧货市场已休市半个月。摊主张国旗记得,12月5日,潘家园复市了一天,他卖出几十本书,收入百十来块钱,又在临收摊时接到次日闭市的通知。他当时心想不好,“市场怕不是要到年前都开不出来了。”
但12月6日下午两点多,复市通知又来了,并提及进出商户及顾客“无须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接到通知时,张国旗正在家里用胶水粘旧书皮,“挺高兴。”
12月6日这一天,33岁的北京某私立医院急诊科医生许帆发现,急诊诊断偶发的阳性病患越来越多。原本,他所在的医院需将接诊到的阳性病患上报、转院,但从6日起,上报迟迟没有结果,“到处都满员了,阳性病人只能送到我们自己的发热门诊。”那两天,他自己也短暂地感到咽痛,以为是劳累过度所致。
35岁的北京某三级医院急诊科医生陈蓉在12月初出现了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靠吃感冒药压了下去。她的身边接二连三地有同事“中招”。头几个“中招”的同事,自愿隔离在医院。很快,阳性人员增长太快,医院的空间也不够用了。截至12月6日,她的科室内同事约有近三分之一感染阳性。
“新十条”公布
12月7日,“新十条”公布,人们的生活开始截然不同。
骑手张永新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门口停好电动车,左手拎上货物,右手准备掏出手机扫健康宝。
张永新今年31岁,是一家生鲜零售配送站的全职配送员。
“直接进吧”,小区保安与他四目相对,并朝他挥挥手。随后他发现小区门口的健康码二维码牌子也不见了,于是开始“放心大胆地进”。
同一天,保安吴越成的工作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他只需要在门口站好岗。
放开之后,吴越成和同事们不需要做核酸检测了。保安队长郑重其事召集大家开会,叮嘱他们做好个人防护,还给8名保安发了抗原,让他们隔几天做一次,每天面对这么多人,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个数。
这一天,张国旗赶早九点就到了潘家园市场,相较起12月5日,他觉得人流量一下少了,“可能是猛一放开,不查核酸了,有些人反而怕了,不出来了。”也是这天,“新十条”宣布跨地区流动不再查验核酸及健康码,一位内蒙古的书友立刻打电话给张国旗,说自己订了当天下午的大巴,要来京大量购书,“想来很久了。”
看到“新十条”的消息之后,余寒和同事们猜测,接下来进电影院估计也不需要查核酸了。当天,很多电影项目开始动起来,一些他们之前早就听说过,但是迟迟不见消息的片子开始冒头。再加上《阿凡达2》即将上映,余寒很开心,沉寂了三年的电影院,可能要恢复往日的热闹了。
大学毕业后,余寒一直从事着电影行业的工作。疫情这三年,他见证了电影行业遭受到的巨大打击。2020年下半年,公司给所有员工降薪,挨了一段时间后,他辞去工作,全身心读了编剧专业的研究生。
12月8日,在医院首个不查验核酸、不区分阴性阳性病患的日子,陈蓉迎来了急诊科医生生涯中“最忙碌、最凌乱”的一天。
当天的早八点至晚八点,她当值12小时班,共接诊一百二十多位病人,且多伴随咽痛、发烧等症状,“百分之八十是阳性。”
也是这一天,医护面临大减员,“三分之一的同事都阳性了”。陈蓉正是替一位阳性同事的班。当天中午,她突然感觉肌肉酸痛,身子捂在防护服里,一阵冷一阵热;嗓子逐渐干疼得像要冒烟儿。
下班回家时,她的小腿痛到难以行走,“感觉肌肉在溶解”。一测体温,已经烧到了39℃,抗原显示阳性。
同样是在12月8日,许帆与同事以二人之力,接诊了过去四位医生才能 成的病人量。他记得,他的病人中“有接近半数在发烧”。
许帆说,进入12月后,随着同事们不断地感染阳性、离岗休息,他开始频繁地顶替他人班次。从12月1日至8日,他值12小时班七次,这通常是半个月才需 成的工作量。
12月9日,他在家休息,逐渐感觉全身乏力。次日他发烧至40℃,浑身胀痛,抗原显示果然阳了。
12月8日这一天,某小学英语老师明瑾正在上网课。
三年来,老师和学生都经历了多次网课,这次的特殊性是开始有人“阳”着上课。班里有一个人发烧了,继续在线上听课,稍微调皮的孩子就会很惊讶地跟老师报告说,“老师他得新冠了!”
课堂上请假的孩子多了,带病上课的老师也多了。
比如三年级的班级里,老师一边咳嗽一边坚持上课,老师会和学生坦言,“不好意思,现在老师是感染了新冠”,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异样的目光或反应。明瑾觉得,小学里的孩子对新冠病毒的认知,有一个从害怕到逐步接受的过程。“接受了它是一个我们可以生的病,我觉得对于孩子也是一个进步。”
一周之后,班里25个学生,有四分之一因为生病请假。明瑾在上课的时候,提问了一个学生,开麦回答的人说,“我是孩子家长,孩子生病了在床上躺着呢。”
有三四十人收到吴姗姗送的布洛芬
12月10日开始,董浩发现,同城送药的单子频繁涌进来。
他平时主要在房山区域跑。这次他决定加入北京市内的同城跑腿,他一共注册了两家平台,成为众包骑手。
董浩比较了下,近一个星期,在市内当同城跑腿的感受是,基本上7、8公里配送费就能到50块钱。而如果继续在房山跑,同样的距离可能只是20多元。
取药的地点千差万别,有时候是一个私人住址,有时候是药店,有时候是医院。
在这之前,视频里的董浩是这样的:左右两边肩膀上分别挂着两桶5L矿泉水,左右两只手分别提着4、5袋装菜的袋子。
12月10日之后,他送的往往只是几盒药、几包口罩、几盒抗原,配送费还高,配送时间卡得也没那么紧,但风险也高,收药的人基本也阳了。
他也加大了对自己的防护,里面一层医用口罩,外面一层N95口罩,最外面是头盔面罩。送 一单,给自己喷一下酒精,继续上路。只有在人少车少的空旷地带,他会摘下口罩,大口呼吸。
也是在那个时候,北京的药不太好买了。
12月11日晚10点,有朋友发烧,闪送叫不上,吴姗姗装了四颗布洛芬、一盒连花清瘟、一个体温计,放在大院门口的架子上,对方上门来取药。
此前半个月,吴姗姗和70多岁的父母都阳了。吴姗姗开始网上买药,她买了两盒布洛芬,两盒连花清瘟,一盒念慈庵,一盒泰诺。那时买药很方便,几乎半小时就能送达。
母亲一直无症状,父亲发烧两天后缓解,她曾丧失了味觉和嗅觉。这期间,她吃了3片布洛芬,八粒连花清瘟胶囊。
病好之后剩下的药,吴姗姗决定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她把送药的事情发到朋友圈,越来越多阳过的朋友愿意把药送给需要的人。“我就跟朋友说,你不吃的就拿过来,咱谁也不嫌弃谁。”
12月12日,送药的范围扩展到了陌生人。晚上7点44分,一个女孩私信她能否买几颗布洛芬,说自己发烧到39.4℃。吴姗姗答,“我不卖,只送给急需的朋友”,她们加了微信,叫了同城快送,还叮嘱对方12小时吃一粒,多喝热水。晚上8点50分,女孩收到了药。
这一天,吴姗姗跑了20趟大院门,寄了20单同城快送,没有收过一分钱。“没有必要收钱,而且我也不差这点钱。”她交接的对象,大多数时候是闪送的小哥。
一共有三四十人收到了她送的布洛芬,每个人两三粒,最多的给了六粒。
后来那个发烧到39.4℃的女孩在社交平台上给她留言,“在寒冷的冬季,一个人在北京买不到退烧药的时候,真的感激涕零。”
最高峰时,张永新一天送了130多单
12月12日,孙晴先后在三个生鲜平台抢菜,或是点开后发现“本站点当前运力已约满”;或是付款后,没有人接单,最后只能申请退单。
12月13日,孙晴定了六点半的闹钟起来抢菜,买了将近两百元的食物,而这一单,直到下午五点才送到。
这几天,孙晴站在窗户边,经常看到有电瓶车停在楼下,配送员小小的车辆几乎被前前后后挂着的几十个包裹盖住,跑着下楼的配送员很快又骑着车匆匆而去。
在配送的另一端,由于大面积感染,外卖等运力紧张的情况已持续了一段时间。
张永新是从配送站“爆单时间点”前移中感受到的。
在张永新所在配送站,“运力已约满”一般出现在下午六点以后。而记不清楚是从上周哪天开始,几乎是在他早上七点到达站点,准备开始配送时,已经“爆了”。这意味着当日这个站点的分拣量和配送量都已经达到上限,平台无法再接单。
除了订单的数量增多,每一单货物的数量也在增多,“都是米面粮油等囤货大件儿”,重达30公斤以上的订单偶尔也会出现。张永新把电瓶车的后备厢、前踏板,护杠和车把等能利用的地方全部利用上,挂得满满当当。
他计算过,从12月初开始,平均一天没有低于100单,最高峰时,他一天送了130多单。
12月12日6点45分,张永新上早班。自从进小区不再查看核酸报告后,配送站的配送员们进门前的第一件事是做抗原检测,然后进行全身消毒。
晚上八点,张永新下班,开始了第二份工作——蜂鸟众包骑手,他希望能赚个饭钱和烟钱。那天他送了不到10单,挣了80元。
张永新还没有阳,他坦言之前挺怕的,“主要是身边的人没有得过”。他在河北老家带孩子的妻子,12月4日抗原显示阳性,这几天已经恢复。妻子和朋友们确诊后,他觉得“新冠病毒”变成了具体可感的东西。
也是在这一时期,吴越成见到的快递员少了很多,而骑手出现的频率也不如以前多了,但每个人车上的货物都多了许多。12月15日16时许,骑手们载着大包小包驶来,几乎每个骑手都直接把车骑到大门之前,央求着吴越成放车进入,“真的提不动了,东西太多了。”吴越成一般都会放行。
三天前,吴越成值夜班时,一辆黑色私家车停在小区门口,闪着灯,却一直不进去。他上前询问,才知道他们是网约车司机,收到订单帮忙送抗原来了。三天来,这样的私家车来了好几趟。吴越成这才知道,现在抗原和药物都挺难买的。
12月13日,是董浩觉得最冷的一天。“一出去基本上半个小时手就直接肿了。”他穿了一件半袖,一件长袖,套一件毛衣,一件骑手的冲锋衣,再套着一个可以加热的保暖外套,冷的时候可以充电加热,最外边是朋友送他的一件机场厚棉服。
手上只有一副手套,还得把手指头露出来,“不然没法操作手机”。他还穿了三条裤子,两双袜子,一双棉鞋,冷得不行的时候,他给自己脚上贴个足贴。
晚上9点多回家时,在系统里刷单仍然有40、50单没有人接。
当晚上12点多他躺着休息玩手机的时候,另一位小哥,仍然在外面夜跑。董浩说,为了避免核酸日期过期,有的外卖小哥会选择白班夜班连轴转。
12月14日这一天,他选择在家休息,给自己和女朋友备一点药。因为接触了太多阳性的人,他也担心自己。他买了两盒999感冒灵,一个体温计。
市场等待回暖
12月14日下午两点, 张国旗的摊位摆出了半边,码着各类旧书。他戴着N95口罩,头发垂在额角。他说,好久没理发了,附近的理发店都关着呢。
下午三点,一个快递员来张国旗的摊位上取两本书。是他要寄给外省市的顾客。2020年,潘家园因疫情第一次休市时,张国旗开辟了旧书网店,但生意一般,“我的顾客群体以中老年为主,有网购习惯的并不多。”
张国旗在潘家园摆摊卖书11年了。经历过好光景,与今同样的季节,人头攒动,一天能卖几百本书、收入上千元;快收摊时,都有人蹲着看,不肯走。
12月14日下午五点左右,张国旗总计卖出两本书。他将剩下的书收拾整齐、收进铁皮柜里,推着自己的小推车步行回家。
12月14日下午六点,古煜的酒馆照常开始营业。这是酒馆恢复堂食的第九天。
第二天凌晨有世界杯半决赛的法国对阵摩洛哥,但古煜不抱期待——前一天阿根廷对阵克罗地亚的半决赛夜,他只迎来了三桌客人,营业额四百余元。且客人们不到22点就走 了。
12月6日,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发文提示有序恢复堂食。古煜回忆,那天是最近以来生意最好的一天,卖了一千块左右的酒水。
而后至今,人又少了,堂食、外卖都卖不动,“酒毕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不少人在家里养病呢,生病不能喝酒。”古煜分析。
古煜的想法比较乐观,他想,或者等第一批阳性的年轻人好起来后,元旦前后酒馆会迎来生意的复苏。他还想在本周末搞一个卡拉OK之夜的活动,这在以往是很受欢迎的。
12月15日下午,农光里市场。李秀兰扯下一个塑料袋扔过去,刚进店的客人顺手接了过去,开始在菜摊上挑菜。从2020年起,农光里市场一直管控得很严格。“新十条”发布后不久,农光里市场就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报告了,人们的出行更自由。
这些天,李秀兰和丈夫仍是凌晨四点就起床,赶往十八里店批发新鲜蔬菜。正常情况下,有几家饭店每天都能从她这里买走两千元的菜,而现在,即便已经开放了堂食,订菜的饭店却少了,而且销量也不如以前。
李秀兰说,12月10日开始,来农光里市场的人少了很多。人们也不像过去那样,每次一买就买好几大袋,来来往往的人大多是买一两天的量。上一周,市场里也有些商户没来开门。她知道,很多人是得了新冠。
至12月14日,陈蓉所在科室已有一半以上的同事感染了病毒。
陈蓉恢复较快,吃了药,两天便退烧,只残留轻微的咳嗽与咽痛。她按计划在12月15日返岗。“第一批阳性又转阴的同事已经返岗了,其他比如心内科、消化科也有人来支援急诊。总体比12月8日好点,但还是忙。”陈蓉说,“整个医院也还是人手不足,有的科室甚至只剩一个医生,一人上了一周的班。”
这些天,余寒手头上的工作一直都没停过。他所在的公司,今年上了两部影片。现在,他们公司还有三四部电影一直在等着定档。虽然居家办公,他全天保持随时在线,等候着任何一个会议或相关的工作安排。
以前,和家人视频时提到“什么时候回家”,张永新总是很惆怅。一动回家的念头,“是否需要隔离、会不会弹窗、能不能回北京”,这些问题都在他脑子里盘旋,现在,他说自己总算有个盼头了,跟妻子视频时提起回家都“喜气洋洋”的。
根据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团队模型测算,乐观估计在明年上半年可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状态。
安萍发现,政策优化后,一部分下辖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先阳了,但政策的转变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以前的工作是测核酸,隔离。而现在目标清晰,有病治病,“而且这个目标是能努力达成的。”
她说,“下一个春天,我们会变好了。”
(文中安萍、余寒、吴越成、许帆、陈蓉、张永新、明瑾、孙晴、李秀兰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冯雨昕 汪畅 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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